随着城市化发展，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已经成为家庭的常规模式。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占总人数的18%^[1]，流动家庭接近于20%，超过一半的流动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在流动家庭中，2人户中夫妻共同流动的占81.7%，3人户中夫妻携子女共同流动的占84.7%^[2]，同时，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快速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为2.61人，与2013年相比，流动人口家庭规模增加了0.11人，居住时间越长则共同流动的家庭人口数量越多。^[1]

一 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

北京市流动人口也呈现家庭化倾向，翟振武、段成荣、侯佳伟等学者在分析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时曾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做出论述^[3]，当时外来人口家庭户达97.6万户，接近全市家庭总户数的1/5^[4]。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由于首都在就业、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方面的聚集效应，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变强，家庭化程度较高，突出表现为子女随迁就学和老人“候鸟式”养老；另一方面，由于住房等生活成本的高昂以及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制约，缺乏竞争力的流动人口难以实现家庭团聚，流动家庭只能暂时居留，难以长期定居。因此，北京流动人口的家庭化流动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目前，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举家迁移趋势明显

从统计局数据看，2010年六普时，全市常住人口1961.2万人，常住外来人口704.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5.9%。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668.1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639.0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3.6%，家庭户规模为2.45人/户。^[5]到201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170.5万人，常住外来人口为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9%。^[6]其中，离开户口登记地五年及以上的人占47.1%，比2010年提高17.3个百分点，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至一年的人占6.3%，比2010年下降7.9个百分点，可见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增强。从迁移原因看，出于经济原因（来京就业）的迁移有所下降，而随同迁移、婚姻嫁娶和为子女就学的比例均有所上升，举家迁移趋势明显（见表1）。目前，常住人口中有配偶群体的比例达到76.4%，比2010年提高了8.3个百分点，未婚群体则从2010年的26.2%下降到2015年的17.2%。^[7]

表1 常住外来人口迁移原因构成

（二）家庭非劳动人口比重上升

2015年，常住外来人口中，非劳动人口比重增加，0～14岁人口占9.7%，65岁及以上人口占4.2%，比2010年分别上升2.8个和2.4个百分点，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见表2）。

表2 常住外来人口年龄结构

（三）分布地区趋于集中

图1 常住外来人口空间分布

常住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拓展区，约占全部常住外来人口的53.2%，其次是城市发展新区，约占36.7%，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则分别占6.3%和3.8%（见图1）。据统计，与全市相比，城六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常住外来人口较少，且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而城市发展新区则有常住外来人口聚集趋势。^[8]

二 流动家庭面临的问题

（一）定居能力和定居意愿的矛盾

北京丰富的就业机会、优质的社会资源和多彩的城市文化生活，对流动人口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而家庭迁移的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会比个体迁移的更强。但是，同时他们也面临定居意愿与定居能力的矛盾。

1.生活成本高

北京的房价和物价位于全国前列，生活成本很高。以住房为例，常住外来人口以租房为主。常住外来人口家庭户中租房居住的比例达到63.3%，比全市平均水平高33.5个百分点。^[9]而房租的高昂造成群租、地下空间和老旧平房违建等现象，相当一部分家庭居住质量不高。

2.收入水平偏低

北京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结构质量不高，近七成人口从事商业、服务业，占比最大。这些人受教育程度偏低，自身素质不高，因而收入较低，职业变动和阶层向上流动能力不足。而且，商业、服务业的就业市场较为混乱，存在服务不完善、就业信息不对称、管理力度不足等问题，从而给流动人口带来就业风险，如工作环境不稳定、拖欠工资等问题。

（二）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制约

流动家庭面对的制度性制约主要是户籍制度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政策限制。目前，户籍制度依旧是我国人口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并将之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