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发布的《上海宣言》强调“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健康生活”，以更高的高度和更强的针对性，摒弃了在中国尤其流行的将健康促进等同于医疗服务的错误做法，并提出“减少所有年龄段人群健康不公平现象”。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也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尤其是“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把“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作为战略主题，国家《“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也将“发展方式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作为“十三五”期间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北京市卫生与健康大会也提出了“建设健康中国的首善之区”的口号。可以预见，未来5～10年，全国和北京市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促进格局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变化的战略着力点就在于摆脱传统“疾病治疗+公共卫生”的抽象二元格局，转向更具体同时也更综合的“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或者“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健康促进。本文从此视角出发，对健康促进比较薄弱的流动人口妇幼保健状况做一个简单概览，并试图借此透视北京市在促进不同群体健康工作中的某些结构性问题。

一 流动人口卫生公共服务

北京市在流动人口卫生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大体经历了三个性质不同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到“非典”爆发前，从严控外来人口和传染病防治的角度出发，政府主要从卫生防疫角度对流动人口进行健康监控和管理，制定了《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卫生防疫管理规定》，要求来京人员办理“健康证”并由用工单位负责定期进行体检，但并不向来京流动人员提供以其本身健康为目的的服务。2003年“非典”的爆发促成了北京流动人口卫生公共政策的转型。一方面，为应对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对流动人口的控制和卫生防疫管理，与前一阶段强调用工单位的责任不同，此一阶段突出了社区在流动人口登记、住宿管理、健康体检等方面的具体责任；另一方面，当时在京流动人员的“返乡治疗”“外出躲避灾情”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疫情在全国扩散，暴露了流动人员缺乏医疗保障和传染病防治服务对公共卫生的负面影响，从而推动了对流动人口的卫生公共服务从单纯的卫生防疫向真正的卫生公共服务转变。2004年底，上述规定及其配套文件废止，2006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强人口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除了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疾病监测并对某些传染病提供免费治疗外，还规定流动儿童与户籍儿童享有同等预防接种服务，以及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向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由此，北京流动人口的卫生公共服务进入第三阶段^[1]。特别是2009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启动实施以来，在国家大政策背景的推动下，北京市流动人口卫生公共服务有了明显进步，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大。本小节先做简要的面上分析，下面一小节再对其中的重点内容妇幼保健做具体探讨。

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现状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的兄弟省市有明显差距。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11个大项中的第一项，也是其他服务项目的基础，而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2013年相关数据^[3]显示，三地为流动人口建有健康档案的社区比例分别为30.5%、28.8%和43.3%，总体比例并不高，尤其是京沪两个最发达的直辖市，水平很低，作为国家项目启动5年以来取得的成绩，本身就十分值得检讨了；而到流动人口个人层面，数据就更加“难看”，在流入地居住6个月以上流动人口建档比例仅为9.3%、8.5%和17.1%，聊胜于无，且北京只有广东的一半左右（见表1）。

表1 东部最发达三省市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立情况

二 流动人口妇幼保健

（一）妇女孕产检

妇幼保健是当前流动人口基本卫生公共服务最重要的内容。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占比本来就高，而且年龄结构远比户籍人口年轻，生育率更高。据统计，2010年北京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活产比就达到0.989^[4]，也就是说，户籍人口每生一个孩子，流动人口也差不多生一个。北京市自2006年发布《意见》开始就将流动人口的免疫接种和妇幼保健纳入服务范围。那么其进展如何，当前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