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是现代社区形成的机制，不同的参与实践建构的将是不同的社区。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有三种模式：机制完善的公民自主参与、机制完善的公民假性参与和机制不完善的公民自发参与。^[1]以往的研究显示，社区参与率低是当前社区治理中的重要问题。^[2]

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的社区营造可以为解决社区治理参与不足问题提供借鉴。社区营造思想产生于应对城市化过程中地方社会的没落。^[3]为解决社区衰落问题，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发起了社区营造运动，取得了很好的社区治理效果。日本是较早强调社区营造的国家，其社区营造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社区营造过程中，日本的社区营造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诉求对抗型”、20世纪80年代的“市民参与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主体型”三个阶段。随着社会问题的变动，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效果，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经济衰退地区及商店街的复兴和繁荣、堤防道路的整治、居住环境的绿化与美化、地区社会活力的增进、民众生活需求的满足以及居民交流的加深等。^[4]基于社区营造对人的因素的强调，也有学者把社区营造的理念概括为“居民全体参与，地方文化的再检讨，人与自然共生，相互扶助的情谊以及社区资源的价值创新与宣扬”。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参与是社区营造的重要支撑：“社区总体营造的推动基本上坚持了三大原则，即社区自主、居民参与及资源共享。”^[5]

日本社区营造经历了市民以抗争的方式参与到作为社区营造主体的转变过程，经历了国家自上而下主导到市民自主的自下而上的过程，“日本社区营造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市民参与的历史”^[6]。同样，学习日本经验探索社区营造的中国台湾社区建设也经历了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的转变。在“社区发展”阶段，社区居民在政府做主、指导并掌控资源的笼罩之下，只是被动的配角。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区营造”模式，以非正式、非结构、非制度的组织形态，结合具有自发性和自主性、有意愿、有动机的社区民众，以及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各种正式团体与非正式团体，自愿参与社区内各种相关的公共事务的运作过程。此过程“意味着社区居民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的共享”^[7]。

社区营造理论和实践对北京社区建设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既有公民参与机制的探索，也有社区意识的逐渐培育，还包括民间组织参与社区事务平台的搭建等。这些都对北京市社区治理和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北京市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大量村落的社会建设与治理都可以借鉴社区营造的思路。而对当前北京市社会治理的现实来说，最值得借鉴的就是治理过程中社会参与的探讨，以往的研究强调“冷漠的大多数”，认为社区成员“被动员”，缺乏参与的内在动机，从社区营造的实践来看，参与缺乏并非社会冷漠的结果，民众可能并非缺乏参与意愿，不能参与到社区改造中来可能更证明是其意愿被忽视。

下文选取对北京市牦牛村776位村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其社区改造过程中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从而为理解当前社区营造乃至社区治理中社会动员问题提供参考。

一 基本情况

（一）调查对象性别、年龄和教育情况

1.性别构成

性别问题的735份有效问卷中，男性352人，占样本总量的47.9%，女性383人，占样本总量的52.1%。调查样本男女性别比基本均衡。

2.年龄分布

数据显示，样本年龄20岁以下的有8人，占1.1%；20～29岁有50人，占6.7%；30～39岁有63人，占8.4%；40～49岁有108人，占14.5%；50～59岁有282人，占37.8%；60岁以上236人，占31.6%。

调查对象年龄均值为54.41岁，众数为60岁，这意味着60岁人口在样本中人数最多。从比例来看，50岁以下一共占30.7%，调查样本总年龄偏大，原因大体有两个：首先这是本村居民老龄化状况的一个反映，村中老年人口比例很高；其次受问卷调查实施时段的影响，部分青年人口在调查时点并不在家，无法接受调查，这也是在集中调查后又进行一个月的补充调查的原因，要尽量把能找到的青年人口纳入调查范围，通过问卷反映他们的希望和欲求。

与年龄相关的另一个调查数据是本地居住年限。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在本地居住的平均时间为39.18年，以居住30年的人数最多。可见，村庄以土著老居民为主。

3.受教育程度

调查显示，样本受教育水平较低，只有极少数接受过高等教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