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从地区（省市自治区、六大经济区和三大区域）的层面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本文对分析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跃居世界前列。截至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三，外贸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东部地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发展能力逐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政策，以浦东开发区为龙头的沿江、沿边重点发展政策，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系列政策，有效地改变了一些地区低水平发展的格局，推动了各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为了改变旧中国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和战备的需要等，实施了“优先发展内地”、向“三线”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奠定了中国内地和西部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但这种主要基于政治导向的区域政策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和各大经济区的封闭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为改变国内区域间低水平发展的格局，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向沿海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并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实行配套的优惠政策。同时，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也向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倾斜。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任务，并强调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浦东的开发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个区域重大战略部署。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作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飞跃”的战略决策。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的区域政策旨在通过上海的经济增长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联动发展，使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由此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此之后，增设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大外商投资领域，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沿海、沿江、沿边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区域政策的重心由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式发展演变为“以东部带中部及西部”的轴线式发展模式。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此为标志，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实现了第三次转移。中央政府增大了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财政转移的规模，在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增加了对西部地区的投入。2000年起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投入了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启动了规模巨大的“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工程。西部大开发的前5年，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累计投入4600亿元，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累计安排5000多亿元。政府投入带动了社会投入，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左右。

在西部大开发推进的同时，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萧条病”、沿海城市的“滞涨病”、中部地区的“迟滞病”不同程度地凸显出来。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作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包括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突破口，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以城市群战略规划发展蓝图；因地制宜实施特色战略等。随着一系列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政策的相继出台，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部分欠发达地区发展活力竞相迸发，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