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专业市场是指以现货批发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和互替性商品的场所，是一种大规模集中交易的坐商式的市场制度安排^[1]。由于市场容量的巨大性和空间的广阔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专业市场与其他国家历史上的传统集市相比，市场辐射范围大大扩展，形成了层级结构式的空间网状分布格局。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往往存在着多个专业市场，相互间具有比较紧密的内在联系，不同的专业市场，在交易规模、功能、辐射范围、周期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相互间通过地区、功能上的竞争和互补，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我们把由若干个存在竞争和合作关系的专业市场所构成的联系体，称为专业市场组织体系。在这个由一组专业市场群构成的贸易体系中，有一个专业市场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并发挥核心作用，我们称这个专业市场为中心型专业市场，简称“中心市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浙江涌现出一批辐射全国乃至全球的“中心市场”，如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和柯桥中国轻纺城等。这些“中心市场”的成交量、新品首发率、产品种类数、销售辐射面、价格话语权等指标在国内乃至世界同类专业市场中首屈一指。比较当前浙江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但凡形成了“中心市场”的地区，即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其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均也较为靠前。这是因为商贸业是服务业的基础，“中心市场”所会聚的巨大商流、资金流、物流、人流、信息流为当地金融业、物流业、餐饮服务业，乃至研发设计业都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心市场”生成的实质是“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服务业在某地集聚和壮大——“产业中心”的形成过程，这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笔者提出一个关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心市场”是如何形成的？

回答这个问题前需要引入一个概念——运输成本。地理经济学家认为，由空间因素产生的成本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因纯粹的物理上的运输费用而产生的成本，另一部分是源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成本。“所有这些都涉及随着距离而增加的成本……这种成本既可能是空间距离，也可能是政治文化或社会距离^[2]。”本文使用“运输成本”统称由这两类“距离”所产生的成本。试想，如果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很高，各地的专业市场仅仅只是销售本地生产的商品，彼此之间缺乏联系，那么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中心市场”出现了。在此，我们不妨用“运输成本下降”来概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市场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倾向的日益趋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数字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统一标准的出台和完善，等等。

显然，“运输成本下降”是“中心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但这仅仅是外部环境因素。“中心市场”形成的内在动力是这个市场本身的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在市场组织内如何选择一种用最低成本消除不确定性因素的交易方式，以及当地政府对这种交易方式的保护程度。那么我们能否将“中心市场”的形成归因于不同地区专业市场内在交易效率的高低之别呢？这显然有些过于武断。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每一个“中心市场”发展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强大的产业集群与其共同成长。柯桥中国轻纺城有萧绍地区的化纤产业和纺织产业两大产业为其支撑；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发展也是建立在永武缙地区千亿级五金产业集群的基础之上；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繁荣则直接催生了义乌及周边地区的饰品、玩具、袜业、衬衫等轻工产业园区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工贸联动”——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互动发展，是浙江较为初级的产业集群（在浙江被习惯性地称为“块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优势。前者在生产领域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获得制造成本优势；而后者在贸易领域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获得交易成本优势。

综上所述，笔者将“中心市场”是如何形成的问题转化为以下表述，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促进“中心市场”形成的究竟是专业市场本身的交易效率更重要，还是专业市场所服务的对象——产业集群的制造成本更重要呢？抑或是两者同样重要，只是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