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楔子：新世纪的话语转向？

由此上溯数百年，法兰西的拿破仑皇帝金口玉言，一语成谶：“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如今，21世纪已经被设想为中国人或华人社会的世纪了！在代表“正统性”的主流话语中，中国内地改革开放30余年的跨世纪实践被视作“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上升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选项。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新世纪中国内地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和共建精神家园的“话语转向”促使我们认真反思，本土宗教信仰形态及其仪式实践是否同样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而被同情地理解和尊重，并成为多元的宗教关系“和谐相处”的一极呢？特别是百年来“现代性话语”（民族主义话语或启蒙话语）成功地将“他者”内在化，执著地将民间信仰或新兴教派视为“封建迷信”或历史沉渣，并构成了现代化历程中“反宗教运动”的背景。当我们梳理关于民间信仰（或民间教派）的认知态度变迁时，^[1]能否表明“在中国发现宗教”的中国宗教观或诠释话语的一种象征性转变呢？在被“刚性化”、“边界化”或“模块化”的现代中国宗教划分体制中，信仰边界相对模糊的民间信仰形态终将复归何处呢？^[2]

二 文化中国：第三只眼看“中国民间信仰”

在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现有的政权或疆域管辖范围来观察中国民间信仰问题，而更应接近于“文化中国”（杜维明语）之象征世界的视角（譬如普适意义上的以华人为主体并运作的社会）来观察其跨世纪的变迁态势。一方面，我们应该“礼失而求诸野”，到民间去，并透过中国周边或域外的视野来审视我们自身的文化系统和信仰实践；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反求诸己”的文化态度，并站在域内和本土的立场，参与观察、体验和追问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标志、文化象征。换句话说，中国民间信仰理应被吸纳为“文化中国”之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之一，即在尊重多元社会“内在的文化关联”的前提之下，搁置“优劣”、“高端”或“低端”信仰，进步或落后，科学或迷信等先在的偏见，并借以观照我们自身之生活方式、社会网络、文化身份、价值观念及情感认知的文化基础，进而理解“文化中国”何以走向华夏化（中华性）的信仰机制和文化模式。所谓“中华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缓带”（《宋书·谢灵运列传》），“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唐律疏议·名例律》），“中华”既喻文明教化，也指文明礼仪，有“天下之中”、“华夏衣冠”之谓。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中国”之意义世界，更必须兼顾中华文化的“中华性”和“宗教性”去思考。而中国民间信仰形态所承载的观念体系与生活方式，终究提供了一个我们反观自身的文明视角。

从“文化中国”视野中看民间信仰的现状及发展生态，有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在传统中国人眼中的“南洋”地区即东南亚华人社会里，大量源自中国原乡的民间信仰形态成为表达和强化“华族”（华裔）认同的重要载体，以及促进在地文化对话的媒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内地民间信仰形态的复兴走势，有效地刺激了当代中国本土化的“信仰自觉”意识，并参与培育了“跨地方性”的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

清代以降，为了逃避战乱或谋求生路，中国东南地区出现了一股“下南洋”的移民大潮，移民往往随身带去了原乡的各类民间信仰形态，借以承载对故土的文化记忆，以及在异境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寄托。譬如，在闽、客两系族谱中，通常会记载一首《迁流诗》或《认祖诗》（各版本文字略有差异）：“骏马堂堂出异方，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处他乡似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但愿苍天垂庇佑，三七男儿总炽昌。”^[3]在“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时代，没有祖国支持的海外孤民经历了由“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族群意识之艰难转变。其借以“任从随地立纲常”的重要根基之一，恰恰是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祖先崇拜，以及来自原乡的各类宗教信仰形态。在遍布于南洋地区的华人宗祠、义山、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