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言

宗教生态平衡的概念，是借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研究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个人、宗教内部之间的制衡关系。国内目前的研究，一般称为“宗教文化生态”或是“宗教生态”，是将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学领域。我国著名宗教学学者牟钟鉴先生就提出：“把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1]

生态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初是德国科学家赫克尔（E.Haeckel，1834-1919）提出的，他认为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生活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尤其是动物与其他动植物之间互惠或敌对的关系。以后生态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逐渐超出生物学的范围，成为“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1902～1972），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他重视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

我国学者最早应用生物学的观点研究文化问题，是老一代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他有多篇文章运用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考察分析中国的文化问题。他认为：文化的生物观，“就是站在生物学的立脚点来观察文化”和解释文化。^[2]

目前国内明确提出宗教生态并比较系统进行阐述的，主要有牟钟鉴先生的《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2006）、陈晓毅的《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3]（2008），也有一些研究者在相关论述中涉及宗教生态的问题，但都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笔者在《多元文化中的云南宗教》^[4]（2006）一文中，从云南多宗教和谐共生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概括提出了“宗教生态平衡”的概念并进行了阐述。

牟钟鉴先生在《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中对宗教生态学的任务进行了论述，认为“它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各种类型的宗教产生和演变的机制，它们整合社会文化的方式，还要考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跨文化的大范围内，宗教文化生存的状态，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它们在当代发展的趋势，以及如何保护宗教的多样性和优化宗教文化生态，使之有益于人类的和谐与进步”。牟钟鉴先生梳理、概括了世界宗教文化生态模式类型、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的历史，认为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从古到今，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其中，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彼此的平等沟通尊重。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对内有极大的包容性，对外有极大的开放性”。

本报告以云南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为例，以宗教生态平衡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其形成与发展的状态，考察宗教内部、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制衡与张力，宗教生态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应对策略。本报告将一个省区的宗教现象，不仅作为整体进行观察，而且看做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进行分析考察，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二 云南多元宗教生态格局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统一国家，多元一体是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多元共生则是中国多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多民族、多宗教并由此形成的多元文化，是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祖国大家庭中，云南最具有自然环境、生物资源和人文历史的多样性，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现象，构成了“彩云”般的多元文化。“十里不同天，一山有四季，三个民族十个神”，是对云南自然环境、生物资源和人文历史多样性的生动写照。不同民族的浓郁风情、多种宗教的和睦并存，形成云南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省情特点。

云南作为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元谋人、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等创造了丰富的史前文化。其中，就包含着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教现象。云南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类型。诸如彝族古老的十月太阳历和毕摩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藏族的宗教文化，以及各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习俗节祭、文化艺术、民间医药等。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宗教往往处于核心的位置。历史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在云南都有传播，对云南各族人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例如，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