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制度，是采取公司制，还是采取合伙制，一直争论不休。究竟是公司制好，还是合伙制（指有限合伙制，下同）好，抑或有其他更好的制度安排，成了基金设立工作首先要考虑和抉择的头等难题。我个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制度安排，核心都在于处理好投资人和管理人这两者的利益及利益冲突，分解开来，就是要解决投资人安全和收益保障；投资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定位；管理人的约束和激励。哪一个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三个问题，就能够产生比较好的制度效益。

就私募股权基金而言，其有别于普通商业实体在于业务本身的特殊要求，这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假定，第一个是投资人有委托他人管理资金的需要；第二个是管理人相对于投资人，在投资方面有比较优势，简单讲，就是管理人能够做得比投资人更好，所以才要收管理费和收益分成；第三个假定，是与第二个相关联的，如果管理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那么必须保证管理人有独立决策的空间，而不能受命于投资人或其他任何人，否则的话，投资人也没必要让管理人管钱，同时还要付不菲的管理费和收益分成。

基于前述的“三个问题”和“三个假定”，我们来判断一下，对于设立一个私募股权基金而言，到底是公司制好，还是合伙制好？

第一个问题，从投资人的安全保障方面看，无论公司制还是有限合伙制，都可以保障投资人可以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这点并无实质性差异，实际上，有限合伙制脱胎于普通合伙制而独立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实现对投资人的有限责任保护。但在有限合伙制度下，有限责任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投资人不得参与合伙事务执行，否则会被追究无限责任。乍看起来，这点似乎有点令人担心，但实际上，公司法下，有限责任都是可以突破的，那就是撕破公司面纱的做法。如果严格比较起来，有限合伙制下投资人的“活动范围”更为狭窄，公司制下，股东的活动范围则较为宽泛。但如果加上合伙制下管理人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个砝码，在投资人保护方面，合伙制可能略占上风。当然，实践中广泛存在管理人以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出现规避无限责任的问题，但毕竟从制度上，投资人可以要求管理人直接以自然人出现并承担无限责任。从收益方面看，公司制中，投资人依靠分红和股份的转卖，而合伙制依靠分红和合伙权益的转卖，方式上二者并无分别，特别是考虑到像黑石这样的合伙制实体也开始上市，因此，转卖的难易程度（流动性）上也更加趋近。反过来看国内，合伙制是不能上市的，但单纯的投资公司也不能上市，所以二者也无差异。唯一的差异在税负上。实际上，有限合伙制，包括很多其他的制度创新，如REITs等，在美国的出现，其根本动力就在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可以说，美国的制度创新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税法的制度逃逸。反观国内，目前对发改委备案的创投公司，税收方面倍加照顾，最高可免70%所得税。同时，特别重要的一点，如果股东是一个公司，那么，从目标公司分得的红利是无需重复纳税的，这点在企业所得税法上已经明确。而对自然人而言，无论是公司制，还是合伙制，都是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所以在这种税收非中性政策潮流下，不少人认为，合伙制在税收上也并无优势可言。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假定是一个自然人投资者，采取有限合伙制，实际上，最后缴纳的就是一次个人所得税，但对于一个公司制基金而言，仍需考虑公司层面的所得税的多余税负，虽然符合条件的创投公司可免大部分甚至全部税收，但仍然是有条件的，而且这个条件并非那么容易达到。如果投资人是一个公司，乍看起来，税负区别并不明显，因为投资人从公司制基金里面取得的回报并无重复纳税之虞，但这种判断忽视了一个问题，公司不过是一个载体，除非是一个全民所有而大家都不会主张所有权的国企，最终的利益仍然是回到自然人那里的，那么，最终仍然难逃重复纳税的紧箍咒。因此，无论如何算计，有限合伙制作为一个税收透明体，还是比公司制更具优势。

第二个问题是投资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定位问题。在这点上，中国法律下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是有明显的高下之别的。我们的公司法是股东中心主义的公司法，基本上，公司法的制度安排都是围绕如何保障和实现股东权益和权力而展开的。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