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近年来，有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所得不平等恶化、劳工平均生活水平降低以及劳工阶级集体团结权力弱化的相关性，已引起社会科学界许多的讨论。这个争论主要是集中在，是否随着贸易、生产、金融及劳动力移动等面向的全球化而使得台湾技术劳工与非技术劳工之间薪资所得差距有拉大的现象。许多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不平等成长趋势之间存在着内部的因果关系（Moody，1998；Ravallion，Shaohua，1997；Wade，2003；Wood，1995）^[1]。如同吕建德（2001）在分析相关文献后所提出的，有三个因素可以来解释这个机制：一方面，由于国家（地区）之间减税的竞争，造成国家（地区）透过税制来维持社会平等的能力已经逐渐被侵蚀。其次是国家（地区）在若干社会与劳动保障体系等（非市场或去商品化）的福利支出与服务的删减措施。最后，劳动市场条件可能被全球化的力量形塑和重新建构，且会导致不同部门劳动者的结构分化。透过以上三个机制，全球化导致了某些社会弱势群体在生活资源上的丧失，使他们比起其他团体更容易受到冲击。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后果，本文试图探讨劳动阶级内部差异的扩大与全球化趋势的相关性机制为何。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分析台湾的案例。在过去三十年当中，亚洲“四小龙”快速的经济发展带给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中许多社会科学家深刻的印象。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来说，这曾经被视为整合进入世界市场的成功案例。因此，台湾的例子可以用来探索全球化的过程如何改变不同部门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类型。在结论部分，我们将探讨这个研究对于福利政策以及劳动者阶级团结的意涵。

二 经济全球化与劳工：不稳定就业形态的浮现

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带来了许多生产形态上的转变。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创新、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资金筹措的便利性提高等因素，方便企业资金能够在世界各地迅速流动，企业得以评估分析最适投资地点，将设计、制造、销售等各个生产阶段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以期获得最大利润与最大生产效率。此种生产过程可以被切割及零细化的特性，首先冲击到属于在地（Local）劳工的就业机会，因为他们无法随着资金任意移动，失业率进而大幅增加；再加上过去数十年以来一些国家（地区）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吸引外资，不断地放宽、调整劳动条件，试图以劳动市场弹性化吸引资金，因此劳动市场无法再如同过去一般给予劳工优厚的保障。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以欧盟国家为例，雇主要求将谈判层级降至企业层次，让企业与其劳工自行协商，以因应各个产业不同的劳动条件要求。这些变化皆无可避免地进一步削减了劳工与资本谈判的力量（Esping-Andersen and Regini，2000；Regini，2000）。

此外，产业结构重组对于劳动市场弹性化亦有推波助澜的效果。过去一向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提供劳工一个全职且具有相当保障的就业。然而随着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制造业逐渐萎缩，使得这些失业人口纷纷投向服务业，从服务业占各国（地区）生产比例逐年升高中可证明之，服务业大量释出的就业机会的确吸引了一、二级产业劳动人口的加入（Esping-Andersen，1999）。此转变意味着一种新工作形态的诞生，譬如：非典型雇佣、部分工时，此劳动人口的特征乃弹性的工作时间、弹性的工资（不确定的所得）、不定期契约等，且往往缺乏足够的劳动保障，例如退休金、医疗与就业保险。因此，可预见弹性化的劳动市场将会成为趋势，而国家（地区）在解除管制之后面对“弹性化”带来可能的工作贫穷社会问题，更需要适当的社会政策加以保障（Bhalla and Lapeyre，1999）。

进一步分析，在经济全球化与后工业主义的冲击下，生产方式由传统的福特主义逐渐转向强调专业弹性化的后福特主义，劳动市场的弹性化成为各国（地区）因应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弹性化包括了数量上、功能上、时间上以及薪资上的弹性化（Atkinson，1985）。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RM）的学者相信，透过这些弹性化的措施，企业得以快速调整员工数量、工作时间、工作内容以及工作组织，以因应全球市场上的产品周期的缩短、消费市场日渐多元化与个人化的需求以及经济景气的荣枯变动。因应这些变化，传统的以全职劳动者为主轴的劳动市场，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