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化以来，工资和工时作为决定工人工作条件的两个重要方面受到关注。随着中国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制造业企业延长劳动时间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1]。在现有的文献中，学者多从劳动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对工时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定额、加班工资等进行分析，但很少见到有对工时制度的社会学角度研究。本文将以近年来对制造业企业个案调查材料^[2]为基础，描述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工时制度的变化，并引入社会实践的概念，分析影响工时制度变化的因素。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通过对西方工时制度研究的文献回顾，描述国外工时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历史；第二，引入社会实践的概念；第三，对近年来制造业企业工时制度的变化进行个案分析；最后为简要的结论。

一 国外工作时间制度的建立和变迁过程

从现有的研究看，涉及工时制度变迁的大多数西方社会学文献中专门研究工时制度的文献不多。从工业社会学和工人运动史的角度，西方的文献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工时制度的形成、定义和变化的过程，二是对工作时间制度变化影响因素的分析。

（一）对工作时间制度建立和变迁的历史回顾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出现了与资本主义“新霸权”秩序相关的程式化的、相互确认的计算性实践，以及生产和消费在功能、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化设计^[3]。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在他的名著《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中，对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时间制度建立的过程给予了详细的描述。随着制造业的兴起，与工作相联系的时间制度建立起来，由机械时钟塑造的时间观念转变影响了劳动规制。新的资本主义制造系统利用时钟和时间来管理工人，并使之内化成新的工作习惯。工业化的过程，不仅是产生自由劳动者的过程，也是将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作规则的社会化过程^[4]。就工作时间来说，就是劳动者被动接受工作纪律，包括上下班、休息、请假等工作时间制度的过程^[5]。工时制度是随工业化，特别是以生产为中心的制造业发展过程建立起来的。时间意识的建立是工业化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雇主和工人建立时间意识的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

在工时制度建立之初，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由雇主单方面决定工作时间的阶段。19世纪中期，资方强迫工人每天工作14～16小时。绝对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必经之路。1870年，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年平均工时为2900～3000小时。工业化后发展的巴西，在19世纪末期，工人年均工作时间为3600～4000小时。在经历了雇主“无限”延长劳动时间后，工人开始为缩短工时而斗争。时间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对接点^[6]。通过工人的斗争，工作时间缩减。欧美国家的工人大约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将工作时间从每周60小时以上，降低到每周35～40小时，并引入了带薪休假制度^[7]。巴西工人也通过罢工等工业行动和社会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将年工作时间降低到2400～3000小时，在80年代实现每周44小时工作制^[8]。

“二战”结束以后，每天8小时、每周40～48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间被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认可。8小时工作制比较稳定地运行了三十余年。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在服务业和新技术领域出现了新一轮延长工作时间的浪潮^[9]，出现了以灵活化、非正规化等为特征的新工时制度。在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范围的“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工时制度，大量加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从欧美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延长工时的现象。欧美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采用的通过延长工时实现最大利润的情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重现。大约6亿劳动力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在发展中国家，有关工作时间的法律和政策在限制最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等问题上，作用往往十分有限^[10]。

（二）影响工时制度变化的因素

研究者普遍认为，工时制度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在不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工时制度的因素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从“无限”长工作时间到周48小时工作制的过程中，工会、工人运动、生产力水平、保护劳工法律等起了决定性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后工业化时期，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