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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集体协商的制度与实践

    作者:郑桥 出版时间:2011年04月

    一 中国大陆集体合同制度的基本现状

    中国大陆的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启动和发展的。从1995年《劳动法》实施、集体合同制度开始建立至今,集体合同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构建起来,相关法律法规涵盖了集体合同制度的主体、内容、程序、争议处理和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

    在实践层面也有了大规模、高速度的推进。集体合同签订的数量以及覆盖的范围迅速扩张,迄今为止,全国企业职工的65.2%已经被集体合同覆盖。截止到2009年,全国签订集体合同124.7万份,覆盖企业211.2万个,覆盖职工16196.4万人。全国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51.2万份,覆盖企业90.2万个,覆盖职工6177.6万人。[1]

    在集体合同制度快速、大规模推进的同时,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显现出来:如此之多的集体合同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答案并不乐观。市场化以来,中国劳动争议的数量持续上升,劳动争议的规模和影响增大。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攀升的集体争议当中,涉案人数在3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且有继续扩展的趋势;而集体争议的另一种类型——集体合同争议却非常罕见。非正规的、突发性冲突成为劳动关系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本应提供博弈平台的正规的集体合同制度却被抛在了一边。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集体合同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作用有限。2010年春夏之交从沿海地区开始的工潮事件,基本上都聚焦于工资的决定和增长机制。雇主单方面决定工资并长期压制工资的增长,引发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表示:“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矛盾频发高发,正是集体协商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或发挥作用不够的结果。”[2]

    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集体合同,大都是格式化、文本化的,大量条款直接照搬法律条文,主要功能是承诺遵守法律,而没有任何企业特点、行业特色;被集体合同覆盖的许多职工根本不知道有集体合同存在,更不了解集体合同有什么用途;集体合同文本数量不少,但是否真正履行了,没有人关心。集体合同形式化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集体合同制度的运行状况实际上是劳动关系状况的集中体现。中国集体合同制度目前的现状,与市场的发育、主体的需求、法律的健全和体制构架的适应等密不可分。近期劳动关系领域的重大事件,引发社会各方关注,一些地方立法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调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共同推出“彩虹计划”,以期深入推动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社会期待劳动关系的调整朝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不断健全发展。新一轮集体合同制度的推进行动能否获得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从过往的发展进程中做出总结、评估与展望。

    二 中国大陆集体合同制度发展历程评述

    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劳资斗争的产物。中国大陆集体合同制度建立和成长的背景,与欧美工业化国家截然不同。中国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引入集体合同制度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劳动关系的矛盾与问题错综复杂,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发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方式带有明显的社会转型期的特点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产业革命之后,在劳资矛盾、劳资斗争的基础上,经过工人的艰苦斗争,建立了集体谈判法律制度。而在中国,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集体合同制度采取了先立法、再普及、自上而下推进的行政化方式。本希望快速、统一地普及集体合同制度,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对于集体合同制度,整个社会的认知程度不高。在立法已经出台的时候,很多人包括集体协商谈判的当事人都全然不知道集体合同制度为何物,为什么要进行协商谈判,能否进行协商谈判,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用行政化的手段,以派指标、下任务的方式推进,导致一些企业匆匆签订了内容雷同、毫无特色的合同,企业的工人不了解甚至不知道有集体合同;对于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而言,只是有了一定数量的文本而已。这样的合同其实际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劳资协商谈判是以劳资自治为前提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劳动关系双方是否有协商的愿望与需求?两个重要的协商主体是否具备了协商谈判的资格与条件?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否有平等协商的基础?这一系列问题,被迅速提高的集体合同数量和急剧扩大的签约规模所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