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2010年春夏连续发生的劳动社会事件，使我不由得回顾起三十多年来自己在工人状况调查和研究中的一个判断。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阶层分化中，尽管矛盾错综复杂，工人的主体性却在形成和成长，不仅他们自身表现出自尊和自信，也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一 工人当事人的认知和行为有着本原的价值

如果说工人状况调查属于人文学术研究的话，我做这种研究是有一个起点的。由这个起点形成的理念犹如坐标，校正着我后来所学习到的一切知识。这种知识包括文字堆累的书刊、口口相传的经验、实证调查的资料、域外飞鸿的信息等。这个坐标的意义在于，工人当事人的认知和行为是人文学术研究不能不察的，而且与学术研究者的认知相比有着本原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工人不是被人怜悯和同情的社会因子，而是有尊严和积极的社会力量。

三十多年前的1973年，我在大学读书，“开门办学”时到北京绒毯厂，第一次与国有企业工人朝夕相处地生活了数个月。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纷乱的年代，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工人技术员的经历。我和我的同学写了相关的调查报告，并且发表在学报上^[1]。文中描写到，在机器轰鸣、银线穿梭的北京绒毯厂，有一个身材高大、衣着朴素、两手油污的老工人，24年如一日，为绒毯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就是13岁进厂当童工，现任整染车间副主任的工人工程师石铨。二十多年来，石铨主持和参与了50多项技术革新，在洗、染、烤、炭、起、剪、刷、蒸、裁、压、检十一道工序上都有创新。当时对工人的形象有各种解说，而我感知到的形象是：他们在可能的限度内排除着政治运动的干扰，维系与原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人际平衡，同时尽可能地过日子、干好活、作贡献。在我心目中，他们是伟岸的、有尊严的。

十余年后的1985年，我开始了工人问题的职业教学与研究。当2000年前后，我总结对工人状况的研究时，不由得要寻找来自“田野的支持”。那是在更早的1968～1973年，我在内蒙古农村插队务农，结识了众多的农民朋友。一方面，我们向农民传播了不少知识和文化；另一方面，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教育我们怎样从教条的知识中回归社会的常识^[2]。又过了10年，当我研究农民工状况的时候，我又向“田野的支持”求援了。因为，我所研究的农民工，他们的前身就是我的那些农民兄弟^[3]。像上级强力毁掉经济作物而没有危及农民基本生活时，他们默默承受了；而强迫收缴公粮可能导致农民基本生存成为问题时，他们冒死犯难也要瞒产私分。他们在与公社领导、与村领导的博弈中充满智慧和自信。

我需要这种支持，是因为工人问题的研究众说纷纭，只有走进他们才能使我拾起信心和理性，持守一种学术研究的定力。

30年改革开放中的工人问题，可以考察他们的生存状况指标，也可以考察相关的环境友好指标、劳工标准指标、经济增长指标、社会发展指标、政治绩效指标等。而在我的视野里，这些指标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像20世纪70年代末，在全国最好的化工企业里多数人面有菜色，那是因为一些卫生安全指标没有达标，还延续至今；80年代，东南沿海粗放甚至野蛮管理的工厂中，工人却在认真地劳作；90年代，太行山脉众多的窑场粉尘蔽日，工人却与窑主一起抵制关闭；进入21世纪，我在全国最好的两个矿山下过井，而井下的粉尘浓度控制指标远达不到国家标准；最近在一些地方调查，普遍反映强行关闭煤矿只是一时有效，地方、工人等多种利益需要还会使其再生；而现在众多的没有被关注的甚至根本就不注册的中小型企业，其中工人的状况更是与上述多种指标要求距离甚远。

实际上，相互冲突的指标背后是不同权益主体认知和行动的不同动机和目标。通常，其被纳入到行政主导和社会参与的维权体制中。尽管，其中充满矛盾乃至冲突，但是从改革开放始直至现在，大体维持了制度性的合作而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的制度性危机。以矿难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矿难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4]，而非改革开放后。同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行政主导往往排斥社会参与，致使社会参与难以发育而被边缘化。2010年春夏连续发生的劳动社会事件与以往有明显不同。富士康多起员工自杀事件，反映了新一代制造业工人权益诉求的直接、公开、多样等非传统的不确定性。南海、昆山、北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