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创意产业，关键在于群集（cluster）。行业与人员的群集容易解决，难解决的是文化群集，即某国或某市的几个关键的创意行业，呈现的是文化气象与文化价值。例如同是简约，北欧设计的简约，传递的是阶级平等和家庭和睦，由新教的革新精神而来；日本设计的简约，传递的是温柔与克制，由日本古文明和禅宗而来。到了这个境地，创意既是赚钱养家之事，也是国家形象的软实力，甚至是有助性灵修养。文化群集是资本与政策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创意产业的上乘功夫。

一 创作的道与器

核心的文化价值，在古老的文化体系，例如中国、日本、印度，本来是不必刻意追寻的，即使放在娱乐产业或家具设计，早期的抄袭模仿风潮过去之后，便会慢慢展现文化体系的本来面目，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易·系辞上传》论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道与器是互不脱离的。要看上乘的文化群集，便要看基础的下盘功夫。下盘的器够稳固了，上乘的道便出来。在街上看看，老百姓是否有某种文化气息，或者有某些潜力可以提挈起来的。若是没有，或是很混杂、很没性格，也许要等一等，或者放弃。

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2008年上演，一度令国人羞愧，有人觉得中国有功夫，也有熊猫，功夫熊猫却由美国人拍摄了。其实美国人“盗取”的，又何止中国功夫？迪斯尼童话世界的素材，很多都是来自德国和法国。拥有文化素材是一回事，变成创意工业又是另一回事。然而，若非美国人热爱童话和梦想，热爱中国功夫、禅、《易经》和《老子》，从戴维·卡列丹（David Carradine）的电视片集《功夫》（1972～1975年）到《黑客帝国》（1999年）和《功夫熊猫》（2008年），都是拍不起来的。功夫片在香港兴起，李小龙成为香港的文化英雄，连居住过两年的“栖鹤小筑”（今罗曼时钟酒店）也成为保育对象，也是因为以前的香港人热爱功夫、听武林掌故。没什么功利原因在内（拳脚是不能抵挡枪弹的），只是生活的趣味。

二 创意的群众基础

香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武风甚盛。当时香港的乡郊和市区都要靠个人武力和小区武力保护自己，农业和工业社会崇拜肌肉力量，加上内地动荡，不少武人南下，失去依靠，要以教授武艺为生，大家竞争生员，于是便出版武艺书籍和门派掌故来宣传自己。黄飞鸿故事的辉煌演绎，便是由门人的传扬开始的。洪拳的朱愚斋是当时国术界名宿，为林世荣的徒弟、黄飞鸿徒孙。朱撰写拳谱《虎鹤双形》、《工字伏虎拳》发行，将技击诀要公开，也以本门宗师传奇为题材写小说，如《陆阿采别传》（陆阿采乃黄飞鸿师公），内容有方世玉打擂台、打机房，上少林寺学艺等。坊间也出版不少洪家演义，如我是山人的《洪熙官与方世玉》。

丽的呼声电台的钟伟明，为了讲故事，登门拜访朱愚斋求教，将洪拳传奇和洪拳功夫对拆在电台广播。听众耳熟能详，电影商便将黄飞鸿故事搬上银幕，胡鹏导演、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系列，拍了九十多部。林世荣再传刘湛，刘湛之子刘家良亦导演洪熙官与少林寺的传奇电影，都是以真功夫上场。捧场的观众，很多都是识得功夫的工人，懂得品评。其他门派见状，也联络制片人，将本门传奇拍成电影。当年的功夫明星，都是门派的代言人，如白鹤和侠家的关德兴、七星螳螂及鹰爪番子的石坚、洪拳的刘家良、大圣劈挂的陈观泰、蔡莫派的白彪、蔡李佛的傅声、朱家螳螂的罗莽、六合八法的韩义生、谭家三展的陈惠敏，等等。那时候，香港与广东甚至少林寺，都是阻隔的，然而一群爱好武功的人，在感情上虚构了一个侠义世界。这就是文化群集的创造力。

港英政府也不审查电影，任由制作人鼓吹反清复明，唐人打“鬼佬”、打日本人，寄托港人的遗民意识和反殖民情结，以致小市民盼望的仗义英雄。出一个巨星李小龙，背后要有无数的功夫明星、武术指导、龙虎武师和一大批武林观众，以及不禁制民间创意和不介意叛逆精神的政府。这就是香港功夫电影的下盘功夫。

三 生存容易的年代

香港要有文化艺术与创意工业，重要的是下盘的功夫，而不是门面的花巧。香港的功夫电影走下坡，流行曲式微，都是下盘不稳之故，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