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教育模式下的文化产业交叉学科：共舞于酒池与跑场间

在中国施行高水准的国际教育模式从来都不容易。而在复杂机遇和挑战的环境下，要把文化产业结合到全球网络中，也同样地困难。就像一个跨栏运动员，手拿斟满了红酒的玻璃杯，既要混合多种鸡尾酒，以应对不同的需要，又要奔跑在一个不平坦的场地上，以测试他平稳的极限。

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特性，可激发学生们的创新能力；而随着中国当代家长的物质财富积累，对下一代的期望也愈高。学生迈向多元文化，将某些元素融入未来的中华文明，指日可待。

二 社会传承，市场导向：文化产业为明日之星？

1978～2000年间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一个分水岭，为中国内地带来了产业结构改善的浪潮。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生产的核心体系之一，在“微笑曲线”低价值回报的中游生产位置上徘徊，未能转化到上下游的创意、知识产权及营销等高增值部分。

就在中国着眼于经济更新时，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及其“骨牌效应”敲响了警钟。对中国而言，要进入所谓“新增长模式”，并互动于文化与经济两个范畴之间，需要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更多的理解。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自然被看做是现代“软实力”的中流砥柱。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要面对不同的问题，而香港在两者间，特别在国际及文化产业教育上定位角色，除所谓广义的“无处不在模式”（omnipresent model）外，其脉络（context）似乎并不清晰。

然而，如果文化资源潜力是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必须对文化消费有新观点，培养一般性及专业兴趣，进而作出理性和严谨的分析，及鼓励新兴产业的创立，而不是看做一种公共、休闲、娱乐的所谓“副业”。西方新古典经济数十年来，发展都多在经济“产出处”（economic output），而不是在文化及创意的“输入点”（cultural and creative input），而其强大的科研及知识体系，占据了政策导向等众多领域，造成了不平衡的状况。

三 遗失中的无形资产：可否重掌价值？

北京2008年奥运会是一场开拓眼界的盛会。从运动的竞技到人性化的演艺，传统与现代艺术，通过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卫星广播电视，出色地彰显了东西方文明、古希腊奥林匹克和中国和谐文化的主题，展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巨大潜能。

奥运文化氛围，某种程度上带来和谐、和平和友谊。通过运动、体育产业的品牌化等，缓和了误解、帝国主义和安全隐患的多元文化世界，而多样化的产业模式也得以互动发展。同样地，我们对2010年广州亚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作出期待。

一个城市能否掌握契机，要看其软硬件能力。以历史上的“美丽城市行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1890-1900）到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博览会（Columbian Exposition 1893）为例。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的400周年庆典，展示了“人类的复兴”，包括新科技、工业化、现代化和更美好、舒适的生活。

铁路、火车和电力等新的发明，融合在古雅、华丽的建筑物和环境艺术中，不禁引起人对创意及创新作出新的思考。当时中国未能参与，而李鸿章在1896年访问欧美后，对西方文明及科技的力量感慨万千，而当今在中国举办这类活动是否等待了100多年？

今天的哥伦比亚博览会场，一部分改造成科学技术博物馆，以展示遗传学、生物工艺学、通信技术、航空学以及有关铁达尼号及星球大战的主题玩具。新的高解度电子影像，经数码化后穿越光纤，进入在电脑分析下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微观世界。互动式的“娱乐-教育”及研发，已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过往财富常被诠译为“物质或有形资产”，而“无形资产”常常被忽略。而博览会继往开来，博古通今，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在东亚地区正在崛起之余，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崭露头角，组成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所谓“金砖四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汉朝是中华文明盛世的象征。当时的时代因社会经济的稳定，农业丰收，边界和平，而文化和艺术得以繁荣。同样地，现代中国由1978年实现了改革开放、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开始赶上日本和西方国家。

对中国而言，下一个挑战又是什么？2008～2010年的世界级活动，除要避免亏损外，在一个知识经济世纪中，什么是新的成功因素？当社会进化到一个阶段，其大量的物质消费可能转化成为文化消费时，“物质资本”能否在经济运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