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化合作不断强化的历史趋势的出现，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深圳、香港两地在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地位特殊，成绩突出，其合作范围从口岸设施、经贸拓展到科技、教育、金融、环保、旅游、文化等领域。这种全方位合作的实现，得益于两地过去30年紧密的民间合作之后，双方政府合作的显著加强。但基于两地在历史、政制、法律和社会文化意识上的极大差异，使得政府合作比民间合作的难度更大，其操作性也更为复杂。这样的情形如果说已经成为制约深港合作的某种体制性障碍，那么它在深港文化合作中也同样存在。因此，研究深港政府在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中的不同角色，探讨两地文化行政和文化政策的差异，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 深港文化合作的历史回溯及其存在的问题

深港两地虽然山相接、水相连，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但从深港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来看，则大致经历了以民间交流与合作为主的探索期（1980～1997年）、调整期（1998～2002年）以及进入民间、政府共同推动的新时期（2003年至今）等三个阶段。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尽管长期以来深港两地同属一个行政区域，但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以后，香港岛、九龙半岛以及新界地区先后成为英国殖民地（租借地），两地便进入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两地文化交流甚少，更遑论合作了。而这一状况在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具有实质意义的深港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从1980年前后开始的，到1997年香港回归，可视为第一阶段。在此期间，随着深港日渐频繁的人员、商品和资金的流动，两地高频率、高密度的文化互渗十分突出。但由于受制于两地制度的根本性差异，两地政府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沟通机制，这使得在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是以民间、企业为主体，并探索出一条自发的文化合作之路。1980年代以来，香港企业界掀起一股面向深圳等珠三角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热潮，这其中就有以动漫、印刷、歌舞娱乐等产业为代表的两地紧密合作。这一方面有利于香港文化产业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营利能力，另一方面港深两地“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也促进了深圳文化产业的起步和迅速发展，可谓达到了互利双赢。以印刷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近60%的印刷企业搬迁到深圳，其中香港9大印刷上市公司和生产基地落户深圳。目前深圳印刷已形成超过300亿元年产值的庞大产业，可谓是香港的资金、管理、技术和人才催生出来的。

1997年香港回归，标志着深港两地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进入一个调整期。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之下，香港与内地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都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政府层面的接触和沟通渠道得到了更多的拓展。一方面，回归后的香港政府日益重视文化发展，文化管理架构不断得到调整，如1998年4月，原文康广播局分拆改组，文化事务转交民政事务局负责，广播及电影事务转交新成立的资讯科技及广播局（后来相继并入工商及科技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2000年，市、区域两个市政局解散，正式结束了两个市政局主导香港文化事务的历史，随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隶属于民政事务局）成立，负责提供康乐及文化服务；而1995年成立的香港艺术发展局，通过推行艺术项目和向艺术家（团体）提供财政资助，策划、推广及支持艺术发展，以及提倡艺术教育，为香港艺术的发展、推广和对外交流作出了显著贡献。可以说，香港上述文化管理架构的调整，为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打下了新的基础。而深圳的文化主管部门在香港回归后，率先与香港文化主管部门取得联系，以港澳台文化事务处、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开展深港文化的比较研究，从政府层面确立起对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战略意识。

2003年是深港合作的一个重要年份，它对于文化领域而言，也同样具有分界线的意义。香港在回归后不久就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经济陷入低迷，2003年的“非典”又重创了香港经济。这促使香港加强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更深层次的合作。2003年6月，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CEPA协议，在WTO的框架内实现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的合作。由于香港毗邻深圳，因此CEPA协议对深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