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联盟党与社民党组建的黑红大联合政府执政的第三年。由2015年难民危机引发的联盟党内部的矛盾和对立仍在继续，难以缓解。而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则公开了其建立泛左翼阵线以赢得2017年大选的主张。黑红大联盟合作共事较为顺利的局面已成历史，似乎提前进入了若即若离状态下的执政晚期。尽管如此，大联合政府仍出台了若干重要的改革举措。

一 改革举措

1.养老制度的改革

养老制度历来被视为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柱之一。相关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细则不仅决定了老年人能否享有远离贫困、体现尊严的晚年生活，而且与在职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休戚相关，因此该领域包括小改小革在内的任何变化都使相关群体不得不高度关注。而政治家们也往往会针对现行制度中的某些不足和弊端“适时”提出解决方案，力求压倒竞争对手，以赢得民众对本人或本党的支持。1957年志在二次连任的开国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面临着多项民调均落后于反对党的困境，然而借助于养老金动态化调整机制的及时推出和迅速实施，他非但一举扭转日趋衰败的局面，甚至还创造出一党（联盟党）得票过半的“奇迹”。2013年选战中社民党“63岁可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承诺虽未能重现当年阿登纳方案的功效，但同样具有不容小觑的号召力。鉴于此，着眼于2017年大选的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提前一年半便将养老改革定为其重新赢得民众支持的开打议题。

德国养老体系中争议较大的部分主要成型于10多年前的施罗德执政时期。时任联邦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里斯特（Walter Riester）推出的养老改革通称“里斯特养老制度”。其要点为：降低法定养老金的给付水平，为养老体系的第一支柱减负；扩大企业养老制度的覆盖面，以做大做强第二支柱；国家扶持私人养老事业以形成第三支柱，鼓励在职人员投保，旨在补充其养老收入。上述举措对原有模式的改变力度之大堪称“范式转换”，故争议颇多，其中第三支柱，亦即狭义的“里斯特养老”尤甚。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者享用的国家扶持私人养老投保的财政补贴份额达38%，而流向20%低收入者的补贴仅为7%。由此可见，“里斯特养老”的实际效果与当初政策设计时的主观愿望并不相符。然而，若倒退至旧模式，则势必会大幅增加企业与职工的负担。两难之下，德国各政党似乎都不愿或不敢否定第三支柱。责难之声主要来自工会系统。2016年4月，泽霍费尔突然成为将矛头直指“里斯特养老”的首位政党领袖。他认为，法定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将导致今后“大约半数民众的生活跌至领取社会救助的水平”，鉴于“私人养老投保者不足一半”的现状，“新自由主义”的“‘里斯特养老’已告失败”，“应予中止”。^[1]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也在数天后对当年红绿联合政府出台的养老改革提出了严重质疑。他认为，“在过去20年中收入微薄者不在少数，如养老金替代率持续下降，他们将面临老年贫困的威胁”，因此“我们的道德义务是稳定养老金的替代率”。^[2]两个执政党的主席，尤其是加布里尔的举动固然主要出于为大选造势的动机，但如何制止老年贫困化扩大的趋势迅即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

在这场大讨论中，有几位关键人物却表现得相当谨慎。身为基民盟主席和联邦总理的默克尔深知，首先必须考虑如何确保落实2013年《联合执政协议》中对养老体系进行局部性完善的承诺（东西德养老给付的统一、企业养老的强化及低收入者养老机制的建立），而并非以“拆卸”第三支柱为突破口进行彻底改革，因为后者势必引发极大的社会震荡，而这一局面恰是深陷难民危机的默克尔最不愿看到的。基民盟籍的联邦财政部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则特别反感在辩论中做出承诺。对此强烈不满的加布里尔认为，联盟党的“淡定”实质上是为民粹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绝不能“为稳定银行体系可提供数千亿，而在需要稳定养老金替代率时却说拿不出钱”。^[3]

分管该领域的联邦劳动与社会事务部部长、社民党人纳勒斯（Andrea Nahles）其时正在按计划制定养老改革方案。此人除了表明反对70岁退休的建议之外，对于如何深度改革出言较为谨慎，毕竟养老体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仅在执政联盟中形成共识便非易事。经过多轮磋商，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在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