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精神错乱的时代

2016年能在德国的文化记忆中留下怎样的一笔？如果说社会事件的偶然每每隐含着文化逻辑的必然，那么德国政论月刊《西塞罗》（Cicero）的沙龙专栏（Salon）主笔亚历山大·基思勒（Alexander Kissler）的2016年年终盘点不可不谓某种谶语：“以科隆大教堂广场侵害事件开场、以柏林圣诞市场的伊斯兰主义袭击收尾的这一年，不可能是一个好年景。这一年既体现为失控和国家的无能，也表明（德国）悄然丧失了自我尊重。”^[1]话中两起在德国社会话题中具有长远影响的事件无疑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其发生地有意无意间都是以欧洲文化根基的基督教神圣建筑为背景，内容都围绕着外来的异质文化与原本以追求多元为“政治正确”的21世纪德国文化之间难以掩饰的冲突。于是，2016年的德国在文化观察者的视野中成为一个在“精神错乱的时代”^[1]无所适从的国家^[2]标本，一个在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中逐渐产生自我怀疑的社会。

然而，应对文化精神分裂症^[3]的药方何在？2016年下半年，年届80的著名音乐人、诗人和歌手沃尔夫·毕尔曼（Wolf Biermann）写出了自传，题为《不要坐等更好的时代！》^[4]。熟悉德国当代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布“剥夺毕尔曼国籍”、拒之于境外的丑闻——1976年发生的这一政治和文化事件事实上成为东德苏联模式破产的隐喻。通过这部自传，我们才首次得以深度接近这个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汉堡大轰炸的幸存者、共产党人及奥斯维辛犹太死难者之子、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长的共产主义者和反叛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不屈从者、统一后德国的冷眼旁观者等诸多经历和自我认同于一身的特殊人物，也重温了一部战后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私密史。^[5]毕尔曼的呐喊“不要坐等更好的时代！”仿佛是一句来自充满着德国战后历史密匙的赠言：希望不可能出自因挫折而沮丧，而在乎抗争，在乎知其难而为之。精神错乱的2016年，是否依旧呼唤毕尔曼式的介入（Engagement）？

一 是监狱，还是自由？

一个弥漫着和平与富足的社会和一个失败的社会的界限在哪里？最简单的答案：外人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然而这在德国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德国民众基本会将之与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运动和巴伐利亚的基社盟（CSU）等并非积极的德国形象代表联系在一起。如果在虚构的空间展开讨论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避开2016年的文学现象：女作家、法学博士尤莉·泽（Juli Zeh）的新作《人中村》（Unterleuten）。这部篇幅达640页的长篇小说首先是读者发现的^[6]，销量自2016年3月面世后始终高居文学类畅销书榜，各种媒体的书评、采访、讨论纷至沓来，德国电视二台也决定以这部作品为蓝本拍摄电视连续剧。众多的评论中，电视二台的节目总监诺尔贝尔特·希姆勒（Norbert Himmler）的寥寥数语却入木三分，准确程度甚至超越了专业的书评：“这是一部十年来真正的社会小说，作品向各种差异极大的人物都倾注了感情，并向我们提出了事关私人和社会共同生活的质量与未来的真正问题。”^[7]

那么，作品中集中反映了德国当下怎样的私人共同生活和社会共同生活呢？

作者创造了一个既处于都市的边缘，又距离已知世界不知几何的虚构时空：2010年夏，柏林郊外，勃兰登堡州西北部东普利格尼茨地区（Ostprignitz），人中村，一个有122户人家、200余名居民的普通村庄，距离柏林车程不到一个小时，单程的地区间列车票价10.40欧元。这是一个由世世代代生活在此的原住民和外来的移民构成的小社会，国家、政治、社会的大规则在村里彻底沦为背景。“从人中村看去，柏林和世界任意一个首都一样遥远，一样无足轻重。”^[8]村中人际交往的规则仿佛有如日常生活中的物物交换，简单到一眼见底。不过，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参加的人际交往层次后面还存在一个隐秘的小世界、小圈子、小社会，在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里，只有原住民互相交换人情、达成协议、传递消息。^[9]

这么看来，人中村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生活空间。“人中村是一座监狱”^[10]，某些原住民说；“人中村意味着自由”^[11]，某些外来的移民说。两极间的差距不可谓不大，而并置于一身，使人中村成为无所适从和精神分裂的典型样本。

在这个本已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