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按照惯例在会议举行前夕发布了年度安全报告，2017年的报告主题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认为当今世界正朝“后西方”时代行进：欧盟遭遇系列危机备受质疑，特朗普上台冲击西方传统价值观，民粹主义的兴起正在挑战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体制，重重压力让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然而，在“后西方”时代，德国的国际地位却“逆势上扬”，其新的全球角色备受国际社会期待。德国总理默克尔被称为“西方衣钵的继承者，是欧洲最后一位还站着的领导人，有责任代表过去70年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西方发言”。^[1]在“后西方”时代，德国一改过去对谋求欧洲领导权“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态度，以“舍我其谁”的新姿态更为主动地“领导欧洲”，认为“欧盟在国际舞台有能力扮演更为强大的角色之前，德国要竭尽所能坚定地维护整个欧洲的利益”。^[2]“后西方”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加速了欧盟内部力量格局的变革，“德国的欧洲”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另一方面，“盟主”的地位使德国在维护其全球经济竞争力与推进欧洲一体化之间保持的平衡需要重新校正，在面临自身经济利益与欧盟的团结与信誉之间的权衡时，出于“领导欧洲”的考量，“天平”不可避免地更多要向后者“倾斜”，德国外交政策正加速“欧盟化”，这给中德关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 重新校正的天平：德国外交政策的“欧盟化”

德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两股力量达到均衡状态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这是由德国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德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和具有高对外依存度的经济结构使德国相较于其他欧盟成员国更有能力和意愿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拓展与其全球贸易伙伴良好的商业关系；另一方面，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参与欧洲一体化不仅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更是德国体现其政治信誉的一份“投名状”，是欧洲和平秩序的基石，是德国安全利益的根本所在，因此，德国又必须克制自己在世界市场追求“得自贸易的收益”^[3]的冲动，推行顾及欧盟全局利益的对外战略。但是对于德国而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并非一直都能够相辅相成，在很多时候两者甚至会尖锐对立，德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所谓“执两端，庸其中”，尽量左右逢源，同时享受两者带来的好处。对于这一艰难的权衡，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担任外交部部长时曾非常坦率地承认：“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预防陷入战略困境，即德国被迫在全球竞争力与欧洲一体化之间作出选择”。^[4]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格局，德国在欧盟内部和全球舞台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天平正在重新校正，表现出越来越“欧盟化”的倾向，这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追求经济利益不以损害欧盟团结为代价。这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德国对俄政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013年，德国对俄商品出口487亿美元，占欧盟对俄出口商品总额的35%，德俄双边贸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5]在俄的德国企业目前约为6200家；德国国内约有35万个就业机会直接与德俄贸易有关；德国对俄直接投资额目前约为200亿欧元。^[6]毫无疑问，对俄制裁有悖德国全球商业利益。奥地利经济研究所调查发现，在俄罗斯的反制裁作用下，德国的损失最为惨重，失去就业机会达 50万个，相当于 270亿欧元的产值。^[7]但权衡之下，德国成为欧盟对俄制裁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克里米亚举行公投，完成程序加入俄罗斯之后，德国拒绝承认公投结果，认为这违背了乌克兰宪法和国际法。^[8]在德国的极力主张下，欧盟在马来西亚航空MH17航班客机在乌克兰东部空域失事及乌克兰东部地区出现不稳定后出台了对俄新的更严厉的制裁措施。这与德国在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时不愿对俄进行制裁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从过去欧洲安全的“搭便车者”成为安全的提供者。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长期以来，德国的军事政策向来秉持“克制文化”。但是在2014年1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时任德国总统高克、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国防部部长冯德莱恩共同宣示德国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慕尼黑共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