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哪里

中国的纪录片，过去太有“我”。画面成为解说的形象符号，被戏称为“看图识字”。观众如“白纸”一般，“我”说什么，“你”听什么。

这里的“我”，就是创作者的主观。

近些年，似乎倒了个个儿，观众要原汁原味的声像效果，那是干货。而“我”呢？则隐到后面去，越远越好，免得“矫情”。

这是众人看好的进步。

但是，1993年，在12集电视文献片《毛泽东》的创作总结会上，笔者借用片中一集的题目讲过一句：“海纳百川”的创作气度。在具有创造性的电视人的艺术感觉和思路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其实，撰稿、编导等主创人员在香山首次汇聚时，关于“我”的问题——当时用的概念是“纪实”和“政论”，成了讨论的一个热点。嘴上的门一旦把不牢，纪实就偏到“无我”，政论被说成“说教”，乃至有人不经意道出，要不要解说词都可考虑。

然而，我们反映的是已经逝去多年的毛泽东，是发生在久远年代的故事，还有这一题材携带的历史内涵和宏大主题所要求的政治把握的分寸感，这些使我们的创作很难只朝一个方向走。若都能靠纯粹的现场纪实来解决，扛起摄像机就走，何等痛快乃尔！

即使是《望长城》这样纪实得可以的好片子，主观性并不弱，也是“我”得可以的。主持人的表情动作，长镜头的着力运用，画中人物面向观众的“唠叨”，焉知不是“我”在暗示、诱导、评价。两极相通，最纪实的，或许就是最主观的，就像艺术史上的那个著名说法：最原始的，就是最现代的；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

对象决定手段，好的手段能让对象“活”起来。该纪实就纪实，该议论就议论，不拘于“我”的有无、多少，顺其自然，用得恰当就行。比如，对象是毛泽东，拍出“毛泽东风格”就行。

当然，什么是“毛泽东风格”，谁也没见过。那就在屏幕上见吧，看看“我”是怎样出现的。

一般来说，纪录片语言要求多一些客观描述，尽量回避议论和煽情。但是，反映领袖题材的文献纪录片，不可能像一般的现实题材或描写文化、风光的纪录片那样纯粹地以纪实描述，因为它多少承载着情感表达和价值评论的功能。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有概括、议论的。例如，《长征生命歌》有一句解说词，“长征途中，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位兴国籍的倒了下去”，给人的印象就很深。

在《毛泽东》一片中，也有一些概括性的议论。片中推出毛泽东等领袖人物跳舞的画面时，我们便有意识地引用了斯特朗的一段话来议论：“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字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却像是在长征，而毛泽东，则常常按自己的节奏跳舞。”在需要的时候，不仅可以议论，也可以煽情，至少不回避煽情。如第三集《曲折之路》讲到毛泽东被抬着离开苏区，同时播放了杭天琪演唱的《十送红军》，外化出湘江等山水空间，在歌声中还加上解说：“这一年寒冷的11月，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遭受惨败，八万官兵，损失过半……这一年寒冷的12月，担架上的毛泽东渐渐接近了贵州的遵义城。”这就是在叙述中煽情。“我”的叙述，“我”的感情，“我”的想法，和画面、音乐融为一体，也就有了动情力。

这是用解说引出的“我”。还有其他形式，如镜头、音乐、字幕、色调等，在《毛泽东》里，有的地方搭配使用得不错，传达出“我”的感情倾向。如第八集《放眼世界》的结尾，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上采访吴旭君。她说：“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会见尼克松，付出了巨大的艰辛。”谈起往事，她很动情地哭了。最后，配上慢放的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镜头，上来一句解说词：“毛泽东预感到自己生命将走到尽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此时的音乐渐慢，渐滞，渐远，画面色调很暗，映出游泳池淡蓝色的波光，同时配上字幕：“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个结尾干净利索，意味深长，有点掩卷沉思的效果。

看来，纪录片并不排斥主观的“我”，关键是这个“我”对对象是否有真切的理解和感受。还是那句老得让人陌生的行话：理解是表现的前提。

二 怎样“还原”真实

任何一种历史题材的“纪实”，都只是一种“追纪”。其纪实性的强弱或成败，常常表现为一种艺术追求——多大程度的现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