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纪录片在中国市场发展迅速，商业化发展规模日渐增大，与此同时，中国出品的纪录片数量逐年增加，题材与形式越发丰富。在这些作品中，有一类纪录片专门关注中国的题材，展现中国整体或局部的情况，关注中国的某个话题或阶段。在国际传播的舞台上，这一类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在树立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方面，具有不可小觑的潜力。本文认为，在当前传媒环境下，应该从议程设置、公关策略、制作技巧、国际合作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高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能力。

一 议程设置

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于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在《新闻学大辞典》中被定义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通过中国纪录片进行国际传播，我们希望影响、说服和改变的，是外国观众对于某事实的认知与观念，而非该事实的本身。同一个事实往往会因不同的解读观点而产生不同的认知及观念。因此，我们通过纪录片进行国际传播时，应该重视纪录片的议程设置功能，引导国外观众的注意力。

（一）抓住第一解释权

在制作中国题材的纪录片时，尤其是处理在国际舆论中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时，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出击，有诚意地展示立场、解读初衷，就会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抓住对该话题的第一解释权，如此我们会比被动地反驳异议更容易说服国外观众。比如，一些国外媒体批评中国，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进行反驳很有必要，但是难以说服所有国外观众。拍摄一部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纪录片，则可以巧妙地回答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同时，通过纪录片中的人发声，答案会更形象、更具有说服力。

从新闻传播的层面审视，过去中国的对外传播格局中，部分精力是用来回应外国媒体或政府对我们的指责。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有理有据地发出中国的声音，这是相当必要的，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或多或少处于被动的局面。一旦处于被动，我们发出的声音，就成了回应某家外国媒体的质疑，损失了第一解释权和主导权，陷入被动应对的态势。同理，在纪录片的对外传播工作中，我们应该总结国际新闻传播的经验教训，重视议程设置的重要性。

（二）引导观众注意力

与新闻传播类似，纪录片传播的议程设置，其重要性有时超过了事件本身。不仅新闻具有导向性，纪录片同样具有导向性。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制片，纪录片都会烙上主创者的导向性和价值判断。从选题开始，大纲的编排、镜头的遴选、叙事的构建，无不导向主创者最初设定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一特点加以重视，同样的议题，用新闻进行处理可能略显宣教，国外观众比较难接受，而选择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运用相对客观的画面和音响讲述故事、讲道理，观众在观看有故事性的片子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我们希望引起关注的议题。

比如，同样是针对北京奥运会的纪录片，针对外媒批评的环境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主动出击，拍北京空气质量的改善与现实的困难，如此既不回避北京的空气水平需要持续努力改善的事实，又能告诉外国观众我们做出了哪些努力，带来了哪些变化。这样就成功设置了奥运会报道的议程，引导了外国观众的注意力。

（三）掌握说服的“外语”

在将中国题材的纪录片推向国际市场时，我们往往已经有了中文成片，因而，很容易将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简化为翻译解说词，抑或以英文配音，抑或加英文字幕，似乎如此一来，一部纪录片就国际化了，可以推向国际市场了。其实，仔细分析和比较中外同题纪录片，可以发现，差异绝非只在语言。面向不同受众市场，话题的切入点、故事的选择、解说的方式，都有明显差异。

美国学者霍尔曾提出了高语境传播与低语境传播。高语境传播指的是，在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传播正好相反。东方社会很多都是“高语境”社会，如中国、日本。中文作为高语境的语言，其背后还有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被国外普通观众透彻理解，有一定的难度。更因为面向观众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同样的一个观点，说服的过程可能迥异。中国题材纪录片，因为话题的民族性，对于国外观众来说可能全然陌生，甚至已有成见，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