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种巧合：在新大陆上的发端

19世纪90年代，当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机器开始迈出影响人类的第一步时，年轻的澳大利亚与此同时正经历着由分散的殖民领地逐渐走向联邦制国家的重要时期。也正是这一或许出于某种巧合（或许也暗含工业革命带来的必然性）而形成的有趣联系让我们开始了对今天澳大利亚纪录片的讨论。

澳大利亚最早的电影一般认为来自在1896年第一届墨尔本杯赛马会上所记录的6盘一分钟的拍摄影像。^[1]此后，作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早的电影制作机构之一——The Australian Kinematopraphic Company（前身为救世军的Limelight Department）于1901年记录并拍摄完成了时长为35分钟的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仪式，并在随后相继展开了多次澳大利亚最早期服务于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影像拍摄与记录活动。在此前后，尽管对其可能的影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电影这一新奇的影像技术的价值已经逐渐为早期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所意识到，一系列影像拍摄活动在政府部门（最早为昆士兰殖民政府农业部）的资助下开始了，对这一“充满阳光的南方大陆”的拍摄影像被运回英国放映，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新移民。与此同时，一系列出于探索、好奇和科学考察目的所进行的拍摄活动也逐渐展开，澳大利亚大陆壮阔的自然地貌、新奇的生物物种和依然处于原始形态的土著部落的生活都成为刚刚登陆不久的欧洲人拍摄的对象，也正是这些尤其是对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拍摄奠定了早期澳大利亚纪录片的人类学价值基础，并赋予了后来直至今天在人类学影像记录以及澳大利亚国家文化塑造等方面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技术的发展给早期纪录片电影的拍摄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赋予了创作者们更大的拍摄空间和行动的可能，这样的变化同样反映在澳大利亚早期纪录片创作者们逐渐拓展开来的拍摄题材与内容上。与拍摄对象和内容的不断拓宽同时产生的是对社会问题逐渐持续与深入的关注，而这也自然而然地与当时的政治利益产生了一定的矛盾。澳大利亚早期的纪录片同样曾受到过来自政府强有力的阻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23年维多利亚警察大罢工期间，作为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定期放映的新闻电影——“Australian Gazette”拍摄并记录了墨尔本街头骚动的人群和抢劫者的行为，而当时政府也针对这一情况特别通过并颁布了这一系列影片不得出口的禁令。

政府对于澳大利亚早期纪录片工业的影响一直从未缺席。1908年，当时的殖民政府出于提升澳大利亚国家形象的目的，出资拍摄了最早的一部关于澳大利亚的介绍性影片。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政府出资支持拍摄了许多反映澳大利亚当时的种植业、畜牧业、矿业及体育运动内容的纪录片。在当时，这些影片大多被运送到国外，作为吸引投资和新移民的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

受到包括约翰·格里尔森等人发起倡导的纪录片运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的纪录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了明显的政治色彩并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而被运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于纪录影片的重视也开始逐渐得到强化。1944年，当时的战后重建部（Department of Post-War Reconstruction）部长主持并召开了澳大利亚联邦电影会议，来自当时澳大利亚电影工业界、学界和政府部门的代表最终共同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电影委员会，旨在支持全国范围内电影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参与并帮助完成国家建设。1945年4月，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负责电影产业管理与支持的政府机构——澳大利亚国家电影委员会（Australian National Film Board，ANFB）最终成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量纪录片电影和定期发行放映的新闻电影被制作生产出来，除大量反映澳大利亚国家建设和农业生产等题材之外，对于移民群体的关注（比如Mike and Stefani，1952）也逐渐在这一时期的纪录片电影中有所显现。而与此同时，冷战思维也在这一时期的纪录片电影的创作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拍摄制作了《西班牙土地》（Spanish Earth）之后，尤利斯·伊文思（Joris Ivens）这位在西方被认为富有战斗性的纪录片电影制作人又于1945～1946年在悉尼秘密制作完成了支持印度尼西亚国家主义运动的作品《印度尼西亚的召唤》。由于该影片的拍摄制作得到了一部分来自政府电影管理机构人员的配合与协助，澳大利亚政府由此遭到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强烈的质疑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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