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章题目是：“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在听了王小鲁的发言（2011年举行的南京“政治、伦理与美学”独立纪录片论坛上）后，我觉得自己的题目也可以改成：契约，信任，还是信仰？小鲁的文章是从契约的角度切入的，我的疑问是：契约能不能解决纪录片的伦理问题？纪录片导演有没有和被拍摄者签合同，但是签了又能怎么样？签合同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保护被拍摄者，是保护拍摄者免受影片拍摄完成后的法律诉讼——其实是从法律的角度解决问题。但是，契约本身并不能解决纪录片的伦理问题。伦理是在法律沉默之处，契约也不能解释纪录片的美学。也许从超越契约的角度来讨论，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一 “底层”政治的三个层面

底层的政治问题，可初步划分为三个不同却互相联系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今天整个中国社会的大格局。底层现实与上层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与反差，使得底层成为被遮蔽的巨大存在，成为整个社会的“黑暗面”。这个政治的大格局就注定底层本身的某种不合法，比如说性工作者在中国就是一个不合法的职业性群体，所以这个题材的纪录片在中国也就不合法。这是中国的大政治，没办法忽略。如果忽略，就无法理解徐童作品的出现：它的政治性，以及由它引爆的一系列争论。中国在这个脉络里的政治性赋予底层以特定的政治意义。

第二个层面，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究竟什么是“底层”？我把它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个词的意义是在一个时代的变动中形成的。实际上，“底层”作为一个词语出现，我们开始大量使用“底层”，是在21世纪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没有“底层”这个概念，我们用的是“老百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意思是说拍摄者与被拍摄者都是“百姓”，我们之间是平等的，纪录片讲述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因而陈虻要求他的编导对待被拍摄者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当时讨论人道主义、平等视角及其与纪实手法的关系，是在这样的理念上来讨论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比较温暖，也比较单纯。但是，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词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老百姓”变成了“边缘人群”，当时的批评是：为什么中国的纪录片有这么边缘的题材？！主流媒体关于边缘人群的影像中，猎奇和嗜血开始大量出现。这个群体的人口数量没有变，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应该说还在加大，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变了，主流话语中对他们的命名变了，说明一个社会空间里有了中心和边缘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大量讨论的是怎样对待纪录片里的边缘题材。21世纪以后，“边缘人群”再次被“底层”这个词语所替代，从大众传媒到学术话语，“底层”这个命名被大量运用，直到今天。“底层”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社会业已完成了上层和底层的分离，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业已形成，它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底层”的出现。今天，底层变成现实，这个“底层”并不是由于我们的言语而发明的，而是作为中国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一个既定事实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折射，以及语言层面上的完成，它是给定的，无论你喜欢与否。今天的独立影像其实是面对一个断裂社会里面的底层问题，真正尖锐的伦理问题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它尖锐的程度前所未有。在这个意义上，包括伦理问题的挑战都是一个底层政治问题的延伸。因为所谓伦理，说到底，是如何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问题。但是，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大变动时代，伦理的问题就不仅仅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涉及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关系，不同的阶层与阶层的利益格局（如果我们暂时不用“阶级”这个词语的话），也必然挑战所有既定的伦理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和伦理在“底层”问题上互相纠葛、无法割离。

第三个层面，政治意义上的底层问题，需要放置在西方与中国彼此对读的复杂关系中，放置在一个全球的视野中来看待。西方很愿意从西方政治的角度解读中国的电影和艺术，中国独立电影与西方电影节、艺术展览机制之间，爱恨情仇关系复杂。当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大变动、大转折的关头，怎样去看待和解读作为问题的“中国”，中国独立导演的视角和西方解读的视角之间也会产生非常尖锐的碰撞，这特别体现在各大电影节的选片立场、价值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