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类型系统

小说类型与类型小说、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在文化生产领域，“类型”是一个核心概念。竹内敏雄认为，“所谓类型是我们比较许多不同的个体，抓住在它们之间可以普遍发现的共同的根本形式，按照固定不变的本质的各种特征把它们全部作为一个整体来概括；同时，在另一方面，把这种超个体的、同形的、统一的存在与那些属于同一层次的、其他的、统一的存在相比较，抓住只有它自己固有的、别的任何地方均看不到的特殊形象，把这一整体按照它的特殊性区别于其他的整体时，在这两者的关系中形成的概念”^[1]。

2011年，是中国纪录片的百年华诞。作为当今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纪录片的一个演进特征便是“类型”，作为投射于生产、监管、评估和接受等多个领域的关键概念，日趋受到重视。要特别强调，这种重视不仅是观念层面的，也是经验层面的。一方面，若中国纪录片没有在生产机制、传播渠道和团队建设等领域的不断提升，面对单调的内容产品线，是不用去考虑“类型”问题的；另一方面，身处转型社会的中国观众，由于阶层、立场、理念和利益日渐分化，他们的文化消费态度和行为也在不断分化，在纪录片领域，他们也越来越需要不同类型的影像产品。

由上，中国纪录片的类型，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学术探讨的基本概念、内容生产的经验机制和观众收看的区分惯例。为了更好地理解、解释和实践这一系统，本文从划分标准、类型特征和典范产品三个层面展开阐述。

二 划分标准

基于“三位一体”的类型系统，本文使用一种“三结合”的标准——结合纪录片研究的理论逻辑、纪录片生产的实践模式和纪录片观众的收视习惯，将中国纪录片划分为九种类型：政论片、文献纪录片、历史纪录片、观点纪录片、人物纪录片、人文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调查纪录片和自然纪录片。

从“三结合”划分标准的描述，不难看出：中国纪录片的类型，作为一个系统，不是封闭而刻板的，它会随着中国纪录片生产和接受行为的演变而有所修订；而且，它也是勾连观众期待和生产方式的一种共识。

根据“三结合”标准划分出来的九种纪录片，除了在同一类型的“核心地带”具有特征鲜明的典范产品之外，它的“边缘地带”和其他类型的“边缘地带”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渐变共处的。

具体到每一类型的纪录片，它们能够“成型”，在于：首先，具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且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这是因为“类型”是一个历史的、经验的概念。其次，具有较为统一的内容题材和目的。再次，具有较为特定的摄制基调和风格。最后，从观众的接受而言，能够产生较为定型的心理反应和社会思考。

基于“三结合”的标准及其理解，以下将从类型特征和典范产品两个维度，检视中国纪录片的九种类型。

三 政论片

政论片，是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主题“先行”且鲜明的纪录片，也是对列宁所定义的“形象化的政论”的最好阐释。

政论片主要有四种类型特征：其一，题材紧贴时代、紧跟政策，试图回答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社会结构中的重大问题。其二，以宣传、解释一定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强调“政治正确性”，充分体现了媒介框架内的政权控制和民意引导。其三，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讨论与评论贯穿全片，语言凝练、逻辑性强，形象地表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于重大问题、事件的权威认识。其四，为了达成有效的宣传，政论片还具有一定的通俗性特征。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抽象的理论通俗化，以此帮助观众理解和接受片中的思想观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新时期中国政论片的一个高峰时期。在当时，“政论片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在这个时代的大课题面前，电视工作者想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改革的进军呐喊助威”^[2]。许多优秀的政论片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乃至思想争鸣，其传播影响力也达到了最大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让历史告诉未来》（1987年）等。

近年来，诸如《大国崛起》（2006年）、《复兴之路》（2009年）等传递一种较新的历史意识和世界观的大型政论片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它们在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之外，也较好地解决了“接地气”问题，在社会影响力、市场回报乃至国际传播方面的表现较为突出——这些突出的表现，给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