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羌人所处区域的大部正位于震中地带。地震导致大量通晓羌族历史文化的羌人去世，难以计数的羌文化遗产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反映羌族社会历史变迁与古老文化传统的影像资料也在地震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毁损。^[1]如果说地震是激烈的、猝不及防的，那么长期的羌汉同化、文化认同感的模糊、异化则是缓慢的、渐变的。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曾经拍摄过的羌族纪实影像以及灾后对羌族文化抢救和保护的纪实影像就显得弥足珍贵了^[2]。当然，与此相关的是，人们对羌族纪实影像的研究也很缺乏。笔者在CNKI上以“羌族纪实影像”、“羌族纪录片”为关键词采取全文、模糊查询的方式均没有查询到相关的学术文章，因此，对羌族纪实影像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解读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必需了。

由于本文的撰写是以“羌村镜语”为总揽，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同时它也就加大了收集和整理的难度。基于此，我们的行文将主要以历史发生为纵坐标，以机构制作为横坐标，并在此基础上展开阐释，但愿我们的初步涉入是未来更深厚研究的开始。

一 羌族纪实影像与影视人类学研究

自摄影技术诞生以来西方人一直尝试用影像方式记录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1898年，英国人阿尔弗雷德·科特·哈登在对托雷斯海峡所做的一次民族志考察中，拍摄了第一部“田野”人类学纪录片，被史学家称为“标志着影视人类学的正式建立”^[3]；而1922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的问世，则代表了人类学影片范本的成型。

中国的影视人类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家组织全国各民族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进行“民族大调查”。同时，决定拍摄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纪录片。拍摄任务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共摄制了21部影片。^[4]影片拍摄工作从1957年开始，并于1958年拍摄了《佤族》、《黎族》、《凉山彝族》，这是新中国第一批人类学影片，至第一批完成之后，1957～1966年又拍摄了《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独龙族》、《景颇族》等15部影片。从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制定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拍摄工作的请示报告（草案）》可知，当时计划综合拍摄的有纳西、瑶族、赫哲等12个民族的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计划专题拍摄的有普米、毛南、壮、满等17个民族，还有伊斯兰教、萨满教、佛教等宗教专题片的计划，后因“文化大革命”而终止。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在已拍摄的人类学影像中，还是计划拍摄的请示报告中，都没有发现羌族的身影，这一时期羌族在影像人类学片的历史上留下了空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民族研究与人类学片拍摄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20世纪50年代的政府组织行为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学片的拍摄大多是由民族研究部门、民族高等院校、影视传媒界和音像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这段时期，分布在民族省区的民族研究所和民族高等院校纷纷挖掘本省区的人类学资源，《羌寨金秋》就是在这样的大氛围下，由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参与拍摄并完成的具有影视人类学意义的第一部反映羌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纪实影片。

而真正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羌族影视人类学片要属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以四川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冷杉为代表所拍摄的《桃坪羌寨我的家》^[5]和《我们的冬》^[6]、《通往理想之路》、《羌》、《羌族》等系列纪录片。

下面我们仅以《桃坪羌寨我的家》和《我们的冬》这两部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为素材来勾连起羌族纪实影像与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关系。

《桃坪羌寨我的家》——桃坪是一个羌族村寨，村民们住在祖辈留下的用石块垒起来的寨子里生活。溪水潺潺流过每户村民家门口，参天古树与寨子紧密相连、浑然一体。片中讲述了祖孙三代人在寨子中生活的状况，主人公龙小琼在寨子里长大，在旅游公司的支持下在寨子里搞起旅游业务，她带领寨子里的村民排练民族舞蹈，这样游客来到寨子里就可以参观寨子，观看羌族的歌舞表演，品尝羌族特色菜肴美酒，居住在村民家中感受羌寨的独特魅力。村口有了售票处，外来面孔进入了桃坪羌寨，往日自给自足式的宁静变得喧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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