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诞生之后，这种光与影的技术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普及到了世界各国。藏地纪录片，也被称为藏族或西藏纪录片，是指通过纪实手法展现的雪域藏族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以及多面向的藏区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影像叙事。藏地纪录片以其多彩的文化元素和风格迥异的人文特征丰富了华语纪录片和民族志影像的多维空间，同时也是一种发现和建构藏地多元民族文化的载体。

一 藏地纪录片的发轫

远征和探险的纪录片在纪录电影初创时期占有重要地位。1903～1905年，一位名叫威廉·费尔希纳（Wilhelm Filchner）的德国探险队队长，在西藏东部拍摄了一部名为《西藏东部探寻》的纪录片，他还在一个藏传佛教寺院里摄制了《戴面具的跳神》。1913年，意大利人马里奥·皮亚桑扎拍摄了《从克什米尔攀登喜马拉雅山》一片。探险家斯文·赫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了对西域和西藏的人文科学考察，虽然史料记载他在青藏高原拍摄的活动影像只是一些片断，但也是弥足珍贵的。美籍奥地利人洛克在丽江消磨了他大半辈子的时光，这期间他曾多次赴西藏、西康、青海和甘肃等地考察，洛克不仅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也用摄影机记录了他的旅行见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抗战题材影片的拍摄成为当时纪录电影的主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风光、行旅的片子，月明影片公司在1935年拍摄了《神秘的西藏》和《黄专使奉令入藏致祭达赖喇嘛》，这是目前史料记载的最早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西藏纪录片。

2002年，近百部老电影被意外发掘出来，《雅安边茶》等一批“西康系列”影片的重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视野和发展脉络。1939年，中国电影学的先驱——孙明经教授在康巴藏区拍摄了《雅安边茶》、《西康跳神》等片，西康系列民族志电影被认为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部民族志电影。当时孙明经随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一行用摄影机记录了西康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文地理、宗教习俗和茶马贸市等，制作了《西康见闻》、《西康一瞥》、《省会康定》、《康人生活》、《西康跳神》以及《喇嘛生活》等默片。《雅安边茶》讲述了从雅安到康定180多公里长的茶马古道上运茶背夫们的故事，镜头记录了一个现已消失的背茶群体、一条废弃的川康茶马古道。《西康跳神》充满了浓郁的藏地宗教人文气息，这部在甘孜寺拍摄的纪录电影表现了藏传佛教中一种古老而神奇的祭祀舞蹈。^[1]

《西藏巡礼》（徐苏灵）介绍了藏地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仪轨和抗战时藏区的社会动态，对雪域的游牧文明、藏历新年的跳神跳鬼仪式及各大寺庙的雕塑、壁画艺术等都有展现，作为核心内容的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仪式真实呈现了70年前的历史性场景。马思聪为《西藏巡礼》等片创作了系列主题乐曲，朴实的纪实主义拍摄方法使得这些片子同时也具有了人类学电影的一些特征。1940年，郑君里在西康、青海等地拍摄了《民族万岁》，反映蒙、藏、回、苗等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和他们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对长江源和青海湖的地理、藏族舞蹈仪式、藏胞捐粮及在寺庙里为和平虔诚祈祷的喇嘛等社会情景有较多介绍。

电影在藏语中被称为“洛念”，作为一种可观赏的群体性艺术，电影放映在西藏最早出现在1946年，但放映活动仅限于拉萨小学、罗布林卡和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等少数几个地方。20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入藏以后，电影在藏地又被赋予了特殊的传播功能。

二 早期的藏地纪录片

电影与历史两者之间有许多产生交集的几率，例如，它们可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交会，也可以在扭转未来局势或造成社会变迁的那一瞬间彼此结合，在这类重要的时刻里，电影便介入了历史。^[2]1949～1966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拍摄的藏族题材纪录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电影，而只能称为是藏族题材的纪录电影，是藏地纪录片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阶段，真正的人类学纪录片应该是具有深厚的人类学内涵和地方性民族文化品格的纪实作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时期的影片仍然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历史价值。

1950年，北影厂的郝玉生、徐彬等人组成的18军摄影队拍摄了《解放西藏大军行》一片。该片记录了著名的昌都战役中18军兵分三路攻击昌都城的实况，以及之前的修路架桥、组织藏胞牦牛运输队等后勤准备工作。1951年，刚分到北影厂的泽仁和扎西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