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大战略的耦合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建设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选准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的耦合点，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世界经济逆自由化挑战，国际经贸环境形势严峻；内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任务艰巨，扭转国民经济中“虚”热“实”冷的局面需要抓手。但是如果把数万亿资金如天女散花分落各地，又可能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优势，首先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快速建一个“新区”，投入一两万亿元能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保定地区与京、津近邻，元明清以降历来是京畿重地，今天仍是经济洼地，雄安新区应运而生。这一战略决策近期的直接目标是破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辟一个新的突破口和试验地，并迅速形成一个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国内又一战略重点。通州副中心只解决北京行政中心的东移问题，迂回空间有限、人口东移阻力不小。如果不在离北京不远处建一个交通便捷、“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北京著名的国企、民营企业和外企总部，以及名院校、名科所、名医院如何外迁河北中小城市？设立雄安新区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非首都城市功能，包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机构，推进优质资源分散，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课题。由于京津冀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是个不等边的“三角”，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经验无法在此复制。要想真正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河北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创新高地和科技新城”“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与北京、天津功能互补、地位匹配的“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才能形成三足鼎立的京津冀一体化平台，支撑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厦，最终实现建成中国北部世界级大城市群的目标。

二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落脚点

新华社在解读设立雄安新区时用了“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八个字，有石破天惊之力。一件事能成为“国家大事”，已非同小可，再加上“千年大计”，更非同凡响。

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可称为“千年大计”之事不多，没有一个皇朝、一个国都超过千年。最辉煌的汉、唐、宋、元、明、清各领风骚数百年，最有名的都城西安、洛阳、北京，作为国都的时间均不足千年。笔者以为，为“迁都”“副都”而设立雄安新区之说不实，但确与首都发展有关。

雄安新区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一个百万人口的中等新城；中期发展区面积至200平方公里，发展各种高新产业，成为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不远的将来城铁、地铁、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把雄安与北京连成一片，全面实现同城化。那时在北京的“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中的部分职能机构也可能设在雄安。这既非“迁都”，也非“副都”，而是“扩都”。“迁都”为伤筋动骨的下策，“副都”为动大手术的中策，分步拓展的“扩都”乃是稳中求进的上策。

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首都单设在一个城市，但为解决首都功能庞杂、拥堵严重、发展受限的问题，可采取多种方式，其中建设“大首都圈”是首选良策。法国实施“大巴黎计划”，日本建设“东京都市圈”，马来西亚在首都吉隆坡南35公里处新建包括总理府在内的行政新区。韩国的总统府、国会和国防部设在首尔，总理府和大多数行政机构迁至首尔以南120公里处的“世宗特别自治市”。

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仅100公里之遥，城际列车20分钟可达，同城化后实际上成了北京的一部分。将来中央的部分行政机构，或全国人大和政协机构、若干文教医卫体育机构和一些国际总部机构也可分设于此。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还可有另一种解读。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一直是农耕经济的重心。自东晋“衣冠南渡”后，南方经济较快发展，宋、明、清时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形成政治军事重心在北方、经济文化重心在南方的大格局，开通京杭大运河是维系这一格局、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