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夏天的沙堆能烤红薯，阿勒泰冬季的极致低温纪录在零下50度；帕米尔高原是万山之祖，艾丁湖则在海平面-150米。人类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幸运，把最高最低、最冷最热、最荒凉极致又最绿意溢透的地方同时置于一方天空之下，这里是人类最后的文化高地。”——这段文字是新疆纪录片人刘湘晨在他的一份采访笔录中留下的，这段文字勾勒了一个充满魅力、充满魔力的立体空间，也成为新疆纪录片人最常引用的一段描述。近几年，新疆纪录片人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国内外知名的纪录片推介活动中，他们在从高到低近10000米文化带上拍摄的新疆各民族生存状态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新疆纪录片人在社会、人文领域更注意题材的表意符号，多采用平民视角，使得镜头中的“边远地区”、“部落群体”真朴纯粹，凸显独特的文化“本土”意识。

新疆强烈地引领着一代代纪录片人前来探究与关照，有人更把新疆比作“纪录片的富矿、民族文化的聚宝盆”。新疆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用简单的词语能概括新疆的大奇大美吗？占中国面积1/6的新疆，它的文化独特性又在哪里？顺着源流去探寻新疆民族文化的根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今日新疆以及新疆纪录片为何如此多姿多彩。

第一，丰富多元是新疆文化的首要特征。新疆多元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慢慢融汇形成，积淀深厚并各具特色。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的枢纽地带，新疆的多元民族文化格局源于新疆丝绸之路得天独厚的位置，正如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从远古时代开始，新疆就与中原、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中亚、印度次大陆乃至西亚、欧洲、非洲等地有了频繁的交流往来，众多的民族生息繁衍于此，各种族、民族迁徙往来，成为多元文化社会的承载主体，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周边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粟特文化等纷纷在西域产生影响。由于融汇的东西方文化因子和程度的不同，形成了以汉文化和犍陀罗文化并行为特点的鄯善、且末文化圈；以东西文化交融为特点的高昌文化圈；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于阗文化圈和龟兹文化圈。形成了以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为代表的草原游牧经济文化与以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为代表的绿洲农耕经济文化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分属于阿勒泰语系、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语言类型以及属于维吾尔、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的伊斯兰文化类型；属于汉族的道教文化类型；属于佛教文化类型的汉族、蒙古、锡伯、达斡尔和属于汉族、俄罗斯的基督教文化类型及锡伯、满族所信奉的萨满教文化类型。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正式确立是在汉代，隋唐时期对新疆地区继续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和开拓，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唐代汉文化、吐蕃文化、粟特文化等不断辐射、渗透到新疆各民族文化之中。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各种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不同的经济生产类型、艺术形式在这里展现出异彩纷呈的世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并存、多源发生的显著特征。

第二，新疆纪录片由新疆文化生发而来，亦呈现丰富多元的特点，有强烈的地域性、原生性、脆弱性。

艺术创作植根于生活，新疆的艺术创作多元并存、融汇发展，纪录片深深依傍丰富多彩的新疆，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题材涉猎广泛、形式多样、民族类型作品比重巨大、表达敏感锐利等特质，从民族学的广义上探究，新疆近40年的纪录片主要作品都能被归入民族纪录片的范畴，我们不妨采用这样大胆地比喻——新疆纪录片与新疆民族纪录片正如一对孪生姐妹，剥离她们或让彼此对立会是一件极不明智的事情。

我们可以回溯一下新疆纪录片的历史，早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纪录片人伊文思与法国导演罗丽丹在中国拍摄12集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期间，他们就在新疆拍摄了两部纪录片《新疆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和《新疆的维吾尔族》，差不多在同一时间——1973年，一部采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纪录片《繁荣的博尔塔拉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