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GDP占全球的份额已经从2001年的4.16%增加到2011年的10.43%，同期，美国的份额则从32.40%下降到21.72%。这一此消彼长的局面，已经对既有的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了现实冲击。这种急剧变化的格局需要全新的框架来进行界定，正像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1]而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希望运用一种全新的框架来解释现实的世界，并为未来趋势描绘一幅美好的愿景。然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现状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中国倡导的许多提高亚欧及太平洋、印度洋地区人民福祉的项目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而被迫搁置，中国敞开胸怀让世界搭自己高速发展便车的愿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为此，我们务实推出由近及远推进“一带一路”实施的倡议。2015年7月21日，中央“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工作会议正式划定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作为今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推进方向。本文将以地缘政治为视角，研究周边经济走廊的建设问题。

一 基于不同民族国家模式的差别化地缘政治观

地缘政治观来源于民族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拥有迥异的地缘政治观。

（一）中、西两种民族国家模式

由于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国家基于各自的成长轨迹与特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国家模式。

1.崇武的西方模式

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时曾经指出：“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2]但是这种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形式，它有许多强制性的内容，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而非经济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座城市，它与各行省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3]恩格斯也认为，在欧洲“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它的本身的某些处于边远位置的部分分离”。^[4]“陆权论”的倡导者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919年在《陆权论》中分析欧洲的历史时就曾说过，在西欧，英法“两国在18世纪发生的几次大战，主要都是为了防止法兰西的专制政权独霸欧洲大陆……至于其他战争，都是争夺殖民地和进行贸易竞争的战争”，“东欧整体形势的关键，在于日耳曼人要求统治斯拉夫人……正好位于西欧外界的维也纳和柏林，都处在中世纪早期属于斯拉夫人的地盘之内；这两个地方，代表着日耳曼人走出本土、向东征服的第一步”。^[5]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就是一部战争和侵略史。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随着现代时期的起始，大约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现两个方面。在400多年里，西方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者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6]纵观欧美经济社会发展史，“‘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向于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7]

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西方的民族国家进程无疑是带有明显暴力特征的，其工业化进程更是对殖民地的征服与让欠发达民族臣服的过程，这种社会特征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能隐约见到历史的踪影。

2.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恰恰与西方相反，我们并不崇尚使用武力，只是注重你对中华文化是否认同，是否以中华民族自居。这样才有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