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为了应对危机，美国在经济上提出了“再工业化”，目的是解决国内就业及经济增长，政治上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政治上制衡中国。欧盟各国为了应对危机，也提出了各种举措，例如德国提出“工业4.0”，在解决国内危机的同时，加强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各国解决危机的举措虽然各有优劣，却使国际贸易壁垒加大。中国由于经济体量较大，国内资本市场较为独立，受危机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受危机影响相比较而言较轻。但中国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国内拉动内需多由基础设施投资带动，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加上受到国际能源价格下降、环境污染等因素影响，国内能源行业面临去产能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弱，还未形成制造业领域的创新优势。因此，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缘国家中，实行差异化的经济结构调整及双向的产能合作，其中“中蒙俄”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部分，具有很多其他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在现实落地上，可操作性强，并且较为稳定，能够应对国内外的多项挑战。

一 各国的经济举措与“一带一路”的外部现实驱动条件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采取了不同的贸易保护措施，这种政策的变化对国际分工产生了新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引出人类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的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对于劳动密集型国家来说，资本的撤出无异于打破原有的劳动分工，必将面临产业转型。这种在比较优势中产生的分工结果，主要可以归因于：“一方面是大规模生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基本上是随机的；另一方面是积累的经验所带来的优势。还有就是创新所带来的短暂的优势。”^[2]面对美国的“再工业化”和德国“工业4.0”的回流挑战，世界经济制造业的格局和分工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除了具备劳动密集型优势外，还具有部分领域的技术性优势，在大环境的竞争中具有不均衡性，因此在制定应对策略时就要采用不同策略，不对称式发展，根据自身特点发挥比较优势。

（一）美国在经济、政治两方面平衡中国在亚太地位

1.“再工业化”及制造业回流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高债务、高失业、低增长、低投资的经济困境，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解决结构性问题，奥巴马于2010年8月11日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力图以此刺激本国出口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投入约为170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暂时降低或取消美国制造业在进口原材料过程中需付的关税，来重振制造业竞争力，恢复流失到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岗位，提振经济摆脱危机。

当今美国由于拥有大量核心专利技术，占据着制造业最高端，获取了巨额利润，为美国创造了大量财富，但美国自身经济面临诸多症结，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对外贸易中进口与出口的逆差，以及消费与储蓄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均和美国制造业衰落有关，因此，“再工业化”指向了美国经济深层结构的根本症结。

对此，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三个方面加大措施：①政府直接拨款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②政府引导企业加强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③改革教育培训体系，培养充足的人力资本。

制造业的回流，使美国经济不断回暖，就业提升，经济逐步增长。同时，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导向，很多在中国的美企逐步缩小规模和资金，转投国内，造成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面临减产和转型。但短时间内，这一产业结构性问题并不能很快解决。

2.美国先主导后退出TPP贸易协定带来新变数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是目前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