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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产业发展研究

    作者:刘璐琳 乔枫 李姗姗 出版时间:2017年07月
    摘要:

    当前我国产能的输出,并不是因为其落后和被淘汰,而是一种产业和能力的输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业合作,一方面能满足其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益于双方的优势产业进行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普遍支持的背景之下,本文对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产业合作路径、方式进行了分析,以印度、哈萨克斯坦为例研究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目前的投资贸易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日后的贸易合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倡导的初衷有助于我国产业效益的提高。目前,我国传统产业效率低下,部分产能过剩,政府急需深层次挖掘国内外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来改变这一局面。而“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国家还处于发展初期,资源丰富,道路修建的覆盖率较低,水电相对短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量很大。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而我国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利用外汇储备带动经济增长,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目前发展的现状互补。“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在于可以通过优化现有的产业结构,整合已有资源,以现有的投资贸易为基础,进行合作,从而使合作双方达到双赢甚至多赢的一个状态。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64个,包括东亚的1个国家,东南亚的11个国家,南亚的7个国家,西亚的18个国家,独联体的4个国家,中东欧的16个国家,北非的1个国家,以及中亚的6个国家。[1]由于区域内国家较多,且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又较多,很多国家在国情上有相似的情况,因此,本文主要以印度和哈萨克斯坦为例进行研究。

    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概述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始了更加紧密的全方位战略合作。其中,产能合作便是战略对接的重点。国际产能合作是国家之间围绕产能建设、贸易、投资、拓展、提升、转移和应用而开展的互利合作。推动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拓展发展空间,与相关国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哈佛经济学家雷蒙·弗农的产品周期论、英国跨国公司专家约翰·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等人以日本与东亚国家(地区)的产业转移为范本发展而来的“雁行模式”都描述了产业的跨国转移,且认为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是一个连续进程,一般而言从低级向高级演变,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人均GDP差距,同时也在产业层次上有明显的体现。这为我们筛选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国家和产业提供了指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路径之一是从高收入的母国向低收入的东道国转移,另外是投向更高收入的经济体,但进入的行业也是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传媒、IT和先进制造业等。但主要还是向那些比中国发展水平略低的国家转移一部分产业。“一带一路”将基础设施作为优先领域,也反映了国务院在产能合作文件中对“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掀起新热潮”的判断。但“一带一路”要真正产生互利共赢的效果,最终还得取决于产业合作能否顺利推进。

    二 中国与周边国家产业合作路径选择

    以“一带一路”倡议化解中国传统产业产能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通过对外贸易销售到沿线国家;另一方面是对外投资,在沿线国家建厂,实行成套设备整体转移,并将配套产业和设备进行同步转移,形成产能、资本、技术、标准立体化综合转移。[2]

    对于对外贸易来说,受到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有: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均小于中国,如果将我国的过剩产能简单地转移到输入国会受到当地市场需求的限制;其次,输入的产品与当地的产品有竞争关系时,政府政策会倾向于保护当地企业和当地产品,从而影响输入国企业的发展;再次,如果我国出口的产品价格比较便宜,对输入国的产业结构构成一定的影响时,可能会使输入国政府实施反倾销政策;最后,由于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较大,产品在输出之后,可能会面临消费观念和习惯的冲击。

    对外投资主要分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和对外间接投资(Foreign Indirect Investment,FII)。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规避产品直接销售到产能输入国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在当地直接建厂生产,将生产配套、能源供给、人员培训、技术标准整体转移到沿线国家,可以促进产能输入国的工业化水平,实现产能输入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参股等方式,加入产能输入国的工业化建设,既加快产能输入国的工业化进程,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与此同时,对外投资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