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自治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围绕的主题是关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公民社会建设。但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社会自治结构和治理形态，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是单中心的（集权）权威秩序形态，不是多中心的（分权）自治秩序形态。当前，中国基层社会自治建构面临的问题，一是明确社会自治权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同层次的自治体之间的权利内涵和边界。二是政府、社会、市场等领域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主体的形构。三是重构主体社会。祛除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社会自治原则才可能建立起来。从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上看，建构中国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具有社会利益组织化和社会秩序维系的政策启示与制度变革意义。

一 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结构要素和基础部分

社会自治是指社会共同体自治，即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自主决定本共同体的公共事务，或者说，社会自治是社会自治权的组织化，即社会自治权通过社群的集合体即社团组织来实现，社团组织对于社会秩序的作用，是将公民利益充分组织化。所以，社会共同体是公民为了诉求某种利益组成的集团，如工会、农业团体、行业协会等，它既是公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对于政府不作为或对政府受客观条件限制作为不力，进行督促、推动的组织形式。社会共同体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从基层一直关联到国家，即每一个组织拥有足够的（成员支持率）资源，用以发挥影响，与国家公权力构成分离与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社会自治也是国家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基本要素和必要条件，是对政府治理的一种补充。自发的、有组织的社会自治组织的存在和壮大，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社会自治的主要原则包括：第一，个人自治权与社会自治权，即个人或群体自己具有决定自治事务的权利。所谓个人自治权，是公民通过自治组织直接参与一定区域的公共事务管理，行使民主权利。个人自治权是通过单个具体的自然人来实现，社会自治权则是通过社群的集合体共同行使。所谓社会自治权，是一种在社会团体内，经过团体内多数人认可或默示的，合法地、独立自主行使具有约束力和支配力的一种权利。第二，经济权利。主要指社会成员参与市场交换的权利，一方面，一个由市场构建的体制，能够保障资源权利，包括基于自由合意产生的契约权利；另一方面，这样一个体制也保障了平等交易、参与市场安排的权利，即平等权利。这些权利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市场中的社团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工会等，是市场主体如企业、公司等自愿结成的契约关系或组织形式，它们在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起到中介关系的作用，形成独立而有政治自觉的社会势力，成为推动基层社会自治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具有构建自治秩序的能力。第三，法治原则。对社会自治来说，法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社会自组织的规约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如“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1]，亦即，社会自治由法律、法规以及社会规范体系来规范和约束。另一方面，社会自治必须是自洽的并不受外力的控制，只服从于宪法的规范和约束。对于社会自治来说，自治权的法律规范和结社权的法律保障是其存在的制度条件，或者说，法治是治理社会的原则、理念和方法，是社会共同体存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

当前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转型，就是从过去的一种统治模式向一种自治模式的转变，即基层公共治理秩序的运行和维持，要从其权威源于国家授权的基层（党政组织）单中心秩序，过渡到其权威源于社会授权的（社会团体）多中心自治秩序。

第一，社会自治是民主社会运行的结构性稳定条件。以往以及现在的研究表明，社会自治在国家和民众之间形成一个中间结构，这个中间结构起到了缓冲社会危机、防止极端和暴力革命的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也表明，社会不稳定性来源于这个中间结构的缺失和社会组织的不发达。反过来讲，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对于社会秩序的作用，是将民众利益充分组织化，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同层次的自治体之间，有明确的权利边界。总之，通过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