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变迁和类型特点，我们曾利用2002年和2011年的“亚洲晴雨表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地方选举、接触、沟通和抗争等参与类型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特点，接触型和抗争型参与有较为明显的增长。^[1]数年后，这一趋势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动？其变迁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究竟是生命周期、世代效应还是时期效应使然，或是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本文将主要借助2015年ABS调查数据，跟踪分析近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最新动向，并讨论其影响因素。

一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与变迁趋势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是ABS跨国调查计划在我国完成的部分。该调查抽样严格遵循等概率随机抽样的原则，确保每个城乡居民都有相同的概率被抽样选中，确保了样本的代表性。本文利用的2002年、2011年和2015年调查数据，分别采集到3183个、3473个和4068个有效样本。在各次调查中对政治参与行为的测量问项虽略有变化，但其中部分问项大体保持不变，为我们系统分析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基础。

（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描述

2015年调查涉及的公民政治参与行为主要有13项（见表1）。表1显示了从投票选举到反映意见、联合请愿、示威游行等不同政治行为的参与者比例，从政治参与的广度方面呈现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数据显示，在问卷设问的十余项政治参与行为中，我国民众参与最多的仍然是投票选举活动，报告参与过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和参加过选举会议或候选人情况介绍会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44.7%和17.7%（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报告的百分比数字均为全部百分比）。其次为“跟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直接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请政府以外有办法的人帮忙”和“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报告参与过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15.6%、13.2%、12.8%和12.2%。民众参与最少的行为是“参加示威或游行”、“到法院起诉”和“联系新闻媒体反映意见”，参与者比例分别为2.3%、3.9%和4.1%。

在全部13项行为中，至少参与过其中一项的受访者比例为64.5%，表明大多数中国公民至少以某种方式涉入了政治生活。然而，在投票之外，至少参与过其他12种行为中一种的受访者比例下降到47.4%。更进一步，在排除“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投票”、“参加选举会议或候选人情况介绍会”、“动员别人投某个候选人的票”和“通过其他方式协助某个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这4项选举参与之后，参与过其他9项行为中的一种的受访者比例下降为36.6%。这表明在参与地方选举之外，通过接触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乃至通过积极主动而集体性的维权抗争活动来反映意见、表达利益诉求和寻求问题解决的公民，在全部受访者中的比例不足四成，处于偏低的水平。

表1 各项政治参与行为的参与者比例（调查时间：2015年）

在除“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投票”之外的12种政治参与行为中，民众深度涉入的状况如何？表2显示，21.3%的受访者只参与过其中一种行为，占参与者的比例为45.0%；38.8%的受访者（82.0%的参与者）只参与过不超过三种行为；仅有4.7%的受访者（10.0%的参与者）参与过五种以上的行为。此外，全部受访者的平均参与行为数量为1.0712（标准误0.02505），这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公民涉入政治生活的深度有限。

表2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度（调查时间：2015）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广度尚可，超过六成的成年公民至少以包括选举投票在内的某种方式介入了政治生活，但其中仅有不到四成的人参与了选举之外的政治行为。参与三种以下行为的受访者比例偏高和平均参与行为数量的偏低，意味着我国民众虽然在理论上有多样化的参与行为选项，但其实际的参与行为选择相对单一。

（二）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类型分析

我们曾从影响类型、结果范围、主动性要求、冲突水平、合作性与风险程度等六个维度，建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五种类型（投票、竞选、接触、沟通和抗争），并利用2002年和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进行验证。^[2]表3呈现了2015年调查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KMO检验值为0.808，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也显示模型能够通过检验。数据显示，“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联系新闻媒体反映意见”、“直接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