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围绕“政治参与”主题，针对政策参与、村居自治参与、村居选举参与和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参与等参与类型，连续开展全国性大样本抽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了有关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基本状况的大量一手数据，并对外发布了相关重要发现。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发展与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创新工程项目组再次承担了“中国公民政治参与2016调查项目”，项目组在完整指标体系架构的基础上设计了问卷的调查题目，通过大样本数据对中国公民的社团参与、表达参与、服务参与的基本状况做出评估，并对上述三种参与类型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

一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与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权利意识获得滋长，越来越多的个体和群体试图影响和监督政府的决策与施政行为，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形式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一方面，传统的政治参与渠道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政治参与扩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合法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并没有因为这种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发生相应的制度性改变，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给当前政治社会秩序带来了挑战和压力。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涉及政治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参与制度化等结构性因素，这方面包括公民的社团参与、表达参与、服务参与等参与领域和参与形式。政治参与扩大并制度化是推进当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政治参与纳入民主政治的法治化建设轨道上。

（一）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规范性含义

第一，政治参与扩大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政府及其决策的活动，它贯穿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当中。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它是由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所促成的新生社会力量的不断成长并参与政治的一个过程，是政治现代化过程当中社会成员和社会共同体的权利意识和权利主张的多元化成长过程，表现在社会力量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影响与合作的关系上。政治参与扩大是解释一个社会权力分配与政策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某种意义上，政治参与扩大的状况反映着一个社会政治体系的内容和质量，也是该社会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二，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making）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角色的现代转型，涉及权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国家—公共（政府）组织角色的变化、与此相关的各种制度——法律、税收、授权和治理方式的变化，以及公共权威与公民关系的变化。^[1]也就是说，现代国家建构要完成一种面向公共组织的性质转变，使自己成为提供公共产品、管理公共财物、为公共社会服务的组织。或者说，作为一个公共组织的政府及其与公民制度化关系代表的公共性（公民）权利原则，是政治现代化所包含的规范性含义。换言之，作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政治参与确立在“积极的公民权原则”（the principle of active citizenship）——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权利之上。

（二）从动员参与到主动参与是政治参与扩大的内在要求

动员参与是指公民在某种政治力量的领导号召或暗示下参与政治过程的行为，^[2]是为了实现某一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目标而采取的群众运动形式和方式。

动员参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即通过政权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这个治理模式以政治为核心，以集中统一、层层动员、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动员参与的本质意义在于：用国家所有制的资源控制形式，使社会成员进入国家的资源分配体系，再凭借党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政府组织能力，把全社会成员集结起来。所以，政治参与的有力支持来自有组织的集体参与，即“以功能性社团、政党等民众团体作为凝聚民众、动员政治支持的手段，以组织化渠道和舆论宣传媒体取得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使其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感召力”^[3]。从根本上讲，这种政治参与是党和政府为实现经济或社会政策的重大改革而发动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式的动员参与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导致主动式政治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