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与西方的理论框架

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存在诸多的分析框架以解释中国地方或基层治理的变迁、治理创新。但是，有一个经验事实是明显的，不能不关注的，那就是中国的试点或实验。“试点”、“典型试验”成为理解中国治理过程的一个重要术语。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学者说，是西方最早建构出实验主义治理（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有学者译为试验性治理），这恐怕不太符合事实。中国共产党有实验主义治理的传统，而非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其他力量也有深厚的基础。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大量地运用了“从点到面”的实质为“实验主义”的做法，1949年执政以来政策的实验就更多，开始频繁地使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试验”起始于土地改革过程中的工作方法。在毛泽东的著述中不乏这样的表述：“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1]，“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2]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十分强调“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3]。陈云同志重申了“我们党长期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抓典型、搞试验、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决策方法，至今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财富”^[4]。可以这样说，产生于“政策试验”实践中的“试点”、“典型试验”、“点面结合”、“由点到面”等已经成为理解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关键点。事实上，中外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德国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在其《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中指出过，“1949年以前，在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土改试验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在中央指导下经过精心设计的地方政策试验的方法。”^[5]他也认为，“非共产主义人士所开展的政策试验”对中国共产党是有启发作用的。

在中国，讲到实验主义治理，自然会想到美国哲学家杜威和中国思想家胡适两位的实验（实用）主义思想。事实上，在五四运动前后，杜威的实验方法和理论就已经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关注。胡适就曾提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实验主义只承认那……步步有自动的实验。”^[6]

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分权，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因此，地方的试验成为一个核心的因素。在经济利益激励和解决问题的现实性双重因素驱动下，地方纷纷进行各种试验，而中央也鼓励地方大胆地尝试。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了中国实验的经验和合法性的基础。

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有关实验主义治理的理论确为西方学者所建构，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治理实践做了整体方法论的总结。应该说，有中国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与精神，西方学者在其实践基础上构建出了理论框架。实验主义治理对全球治理实践应该说具有解释力。

韩博天、王绍光等学者已经采用政策试验说来解释中国的实践。不过，近年来，也有学者以实验主义治理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例如食品安全监管、信访。本文沿着政策试验说的路径，以民政部第二批全国进行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浙江省嘉兴市新塍镇实验区——为例，运用实验主义治理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

二 实验主义治理的理论核心、机制及中国的意涵

学者们普遍认为，欧盟是实验主义治理的来源地，其多层次的治理框架为实验主义治理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实验主义治理在欧盟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方面，即当下社会所呈现的高度的策略不确定性和技术复杂性；二是政治结构方面，即传统的多中心和高度政治化的治理技术难以有效地协调，没有哪个个体行动者有能力提供解决方案。^[7]欧盟治理面对的基本困境在于，支配一切的政府权威是不存在的，由此难以设置共同的目标，而各国情况、实践的多样性、复杂性使得采用和执行统一的规则具有相当的难度。在这样的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