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公民”是西方学者描述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现象时使用的一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是否存在同样的现象？本报告通过体制认同和民主评价两个维度将中国的“批判性公民”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疏离派、改良派、建制派三类批判性公民和一类非批判性公民，并利用亚洲晴雨表调查（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截至2015年，非批判性公民在全体民众中仍然占据多数，比例超过六成，但是从2002年至2015年，建制派、改良派和疏离派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15年已近四成。可以说，中国的“批判性公民”已经粗具规模。就政治态度而言，四种类型的公民在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非批判性公民的腐败感知度最低，机构性政治信任最高，民主价值观最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疏离派的腐败感知程度最高，机构性政治信任最低，民主价值观最强烈。建制派和改良派则处于中间状态。就政治参与来看，非批判性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要高于建制派、改良派和疏离派，而疏离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是最高的。根据研究结果，本报告讨论了批判性公民的政策意涵。

一 问题的提出

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社会从“物质主义社会”向“后物质主义社会”转变，民众的价值观也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转变。^[1]伴随着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政治领域中出现了“批判性公民”。诺里斯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民众的民主意识进一步提高，对民主制度的期望也更高，而对民主制度的运转和政府绩效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政治信任不断下降，“批判性公民”成为这些民众的共同特征。诺里斯认为，由于民主理想与民主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越来越多的民众成长为“批判性公民”^[2]。

诺里斯所描述的批判性公民主要指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文化现象。这些国家既有英、美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也有韩国、东欧等新兴民主国家，但基本不涉及非民主体制国家。诺里斯所依据的研究证据和资料也是以具备基本民主制度形式的国家为对象。那么，诸如中国这样尚处于经济和民主发展中的国家，是否也存在“批判性公民”呢？如果存在，那么中国的“批判性公民”该如何界定呢？中国“批判性公民”有什么基本特征？他们持有怎样的政治态度？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如何？为此，本报告将以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的批判性公民进行实证分析。

二 概念与研究框架

（一）批判性公民

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认为，西方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使得社会形态由现代社会转变为后现代社会，西方民众的价值观念由以物质汲取为导向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为以自我表达为导向的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后者强调自由表达，实现自我价值，自由赋权，要求政治参与和保障公民权利，要求一个透明、公正、负责任的政府。这种价值转变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民众持有很强的民主价值观，但是公民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由政治体系提供的“物质产品”转变为政治体系运行过程的合法、透明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而政府并未及时跟上民众价值观和民主期望的变化，从而导致其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由此产生“批判性公民”。^[3]这也意味着，西方国家所遭遇的“民主危机”或“政治信任危机”是一个相对而言的状态，它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民主制度运行及其绩效已然陷入危机，而是与公民的期望相比不够好而已。如果按照目前全世界比较权威的国家治理指数来衡量，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水平依然处于全世界的最高水平。^[4]

但是，总体而言，西方语境下的“批判性公民”在政治价值观上仍有基本的共识，即自由民主价值观作为政体核心价值在西方民众的心目中已经不被质疑，他们批判的只是政府当局以及特定的政策或政治行为者。“批判性公民”强烈支持民主价值观，但是认为当前存在的代议制政府结构是不足的。他们对已建立的权威和传统的政治制度表达不满，认为当前参与的渠道无法实现民主的理想，因此想改革当前代议制民主的机制。^[5]克林格曼也指出，“不满的民主派”（dissatisfied democrats）对政治绩效表示不满，但与此同时却支持作为政府形式的民主。^[6]换言之，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批判性公民”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