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非洲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和多变，尤其是极端暴恐势力的崛起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重大威胁，但从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非洲总体安全环境并没有恶化，在不同层面还有所改善，非洲在安全事务上联合自强的努力和实践明显提速。同时，中国在“大国责任”和“海外利益保护”双重因素的推动下，大踏步地参与到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积极性和力度前所未有，安全合作成为中非合作的“新增长点”。

一 形势有改善，问题更复杂

与过去相比，当前非洲安全形势的“复杂性”更加突出，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安全威胁的多元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结构性与非结构性安全相互交织，包括内战、部族冲突、恐怖主义、海盗等形形色色的安全威胁。第二，不同的安全问题表现出“周期性”和“易变性”特点。曾经突出的安全威胁迅速消退，如前些年肆虐的海盗问题已大为好转，而一些新问题又不时涌出，如2015年以来多个非洲国家出现的“领导人第三任期”问题所引发的动荡。在这种“复杂性”的背景下，要准确剖析非洲的安全形势，需聚焦当前影响非洲发展的核心安全问题。综合来看，近年来对非洲局势影响最大、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安全问题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伴随非洲“民主转型”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二是非洲迅速崛起的极端暴恐势力。但即便是这两方面的情况，仔细分析仍可看到新变化。

（一）近期非洲安全环境出现的积极变化

1.伴随非洲“民主转型”而产生的选举冲突和政变威胁呈下降趋势

长期以来，在根深蒂固的部族政治的影响下，“逢选易乱”是影响非洲安全形势的痼疾。近年，非洲的“民主转型”虽仍在艰难磨合，但“多党民选”已在非洲政治中逐步扎根，加上西方的外部施压，非洲政客、精英和民众对选举结果的接受程度变得更加理性，选后暴力冲突的烈度在下降，政权和平交替成为常态。2016年，非洲原本有18场总统选举，其中刚果（金）和索马里大选因国内因素被迫推迟，其余16场选举均顺利举行并大多平稳过渡，且产生了6位新总统。2017年2月，被推迟的索马里大选也顺利举行。虽然冈比亚和加蓬出现了选举争议，但安全局势得到有效控制，未出现大规模暴力事件。此外，非洲的政变发生频次降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见图1和表1），在2015年和2016年，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政府被政变推翻，这标志着长期困扰非洲国家的“文武关系”逐步正常化，是对非洲安全局势的重大利好。

图1 非洲政变次数

表1 非洲政变情况

2.非洲极端暴恐威胁呈“周期性变化”，2016年后暴恐威胁有所缓和

在2010年前后，索马里“青年党”和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的迅速崛起严重威胁到地区秩序，反恐成为非洲安全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2010～2014年是非洲暴恐威胁的“上升期”，“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北部攻城略地，索马里“青年党”暴恐袭击扩展至整个非洲之角，2013年马里北部安全失序，使以“马格里布基地分支”为首的恐怖组织在萨赫勒地区肆虐。但从2015年起，非洲暴恐形势又有所变化，恐袭次数和死伤人数均出现下降。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尼日利亚安全追踪”项目的统计数据，受“博科圣地”袭击的死亡人数从2014年的4896人降至2016年的581人。^[1]据美国兰德公司报告，在非盟维和部队和索马里政府军的围攻下，2015年和2016年索马里“青年党”的活动能力有下降趋势。^[2]肯尼亚作为“青年党”的主要恐袭对象，2016年受到的恐袭为16起，导致16人死亡，远低于2014年的45起恐袭。^[3]

综合分析，近期非洲暴恐威胁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牵动尼日利亚安全形势的部族政治和领导人更替发挥作用。非洲恐怖主义有着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与部族政治息息相关，尼日利亚是典型代表。尼日利亚素来有“北方穆斯林当总统南方乱，南方基督徒当总统北方乱”的传统，尼前总统乔纳森是信仰基督教的南方人，其执政时期，“博科圣地”借助北方穆斯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迅速“做大做强”。2015年4月后，北方穆斯林布哈里成为尼新总统后，尼北方部族势力对布哈里的“铁腕反恐”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博科圣地”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同时，布哈里的清廉作风和反恐的坚决姿态与其前任乔纳森形成鲜明对比，并得到欧美信任，美国、法国给予尼日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