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作为一种学术范式、思想范式和实践范式，自创设至今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它既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交流可以倚重的特殊文化符号意象，也是用以说明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和全球文明大格局中重要地位的标识性概念，同时也是连接海内外华人以及一切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抱有好感或兴趣的有识之士的精神纽带。随着中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在国际上对中国文化越来越重视和认同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化呈现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版图中，把“文化中国”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务实开展，固然要克服狭隘的民族文化本位主义和沙文主义，承认和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文化的价值和特质，但是也应以世界性和开放性眼光审视中国文化，借助中国文化的双向交流和不同文明的对话融通，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构建中国文化新体系、新形态、新形象，向世人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智慧和魅力。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只是对“文化中国”论说进行了述评，尚没有展开较为系统的学理反思。社会上许多经常使用“文化中国”概念的人也大多不明就里，停留在一知半解上。美国华裔学者、现代新儒家第三代标志性人物杜维明对“文化中国”进行了较为精心的概念式梳理和精细的理论构思，但还不够周延、不够圆润，尚有可商榷之处。为弥补上述缺憾，进一步完善“文化中国”范式，为推进文化中国建设提供精神支撑，本文尝试就“文化中国”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至于如何建构“文化中国”，笔者将撰写专文进行阐释。

一 “文化中国”的三个向度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马来西亚一批有志青年（华侨生）提出“文化中国”概念以来，“文化中国”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文化理念、文化谋略和文化符号，大约在三个方面得到关切和发展。

（一）思想文化界视域中的“文化中国”

韦政通、傅伟勋、杜维明、梁燕城、方克立、张岱年、郭齐勇等一批知名学者分别对“文化中国”进行了不同向度的关注和解读。特别是现代新儒家杜维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围绕“文化中国”论说在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苦心孤诣地加以阐扬，可谓最有功于“文化中国”思想范式的推行。一是对“文化中国”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深度的阐发。虽然韦政通、傅伟勋等思想史家较早关注到“文化中国”并进行了一定解说，却没有完整地对其进行诠释。与之不同，杜维明鲜明地提出了“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也称为“三个象征世界”）的划分论说。^[1]二是揭示了“文化中国”的根本指向是所谓的“文化互动”。杜维明二十多年来立足于“文明对话”和“对话文明”的视域，凸显“文化中国”的根本理论旨趣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以推动“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适应人类文化由对立、冲突走向互通、互谅、互容、互补、互解的历史境遇。为此，他反对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出发一味突出“文化中国”的“中国性”根性，强调从世界主义角度解读“文化中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三是把“文化中国”的范式构建继续推向“精神性人文主义”新阶段。早年杜维明在论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过程中，就寄希望于具有批判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公众知识分子群体在推进“文化中国”中的思想自觉和实践作为，并指明传统儒学蕴涵的深沉人文道义精神比其政治参与精神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一种新的涵盖性人道主义应当列入“文化中国”的发展议程。近年来，杜维明在多个场合反复申述“精神性人文主义”的理念，并将其纳入“文明对话”和“文化中国”的思想框架之中。

与杜维明等境外学者不同，中国大陆学者更注重“文化中国”的主体性和民族性，更强调“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资源意义，更重视借助“文化中国”的意象寻找中国人自身的文化共识、生存意义和精神支撑，更注重从学理上努力依此重建中国和中国人在他者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在笔者看来，“文化中国”的构建应当是一个系统规划，它固然需要像杜维明那样致力于发掘儒家文化这一主导性资源，但不能停留于“儒家本位”，而要注意开发中国其他学派、流派、类型的传统遗存。凡是彰显优秀“中华精神”的文化禀赋，都应加以融汇，以在“理一分殊”的理念下求同存异、扬长避短，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