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治理的深化，世界经济运行模式以欧美依托金融加杠杆消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依托廉价劳动力生产、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提供能源资源的大三角模式向欧洲、北美和东亚三足鼎立模式持续转化。因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商品链等国际链条体系的紊乱，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国际社会和经济体内部张力持续增大。以国际规则创设及掌控、运用和阐释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的不同模式的竞争大幕开启。作为国际体系的新兴力量，金砖国家要通过合作机制的建设参与全球治理变革。

一 全球治理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公元1500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各个经济体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全球体系逐步形成。其间，全球治理机制也经历了国联和联合国两大全球主导治理机制的变迁，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国际体系。

（一）现行国际治理体系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国际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西方国家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二战”之后，西方世界的全球治理机制大体是按照美国的设想建立的。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在西方世界占据绝对优势，也是西方世界公共产品的主要甚至唯一提供者。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全球治理机构创设时的组织架构、所在地、授权状况等悉由美国所掌控。^[1]凭借超强的综合国力，美国不但否决了凯恩斯提出的国际金融体系方案而代之以美国财政部怀特推出的国际金融体系方案，还主导了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设，使得这些战后全球治理体系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志，并维护了其利益。

战后构建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和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组成的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两部分组成的国际治理体系，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主权国家是基本治理主体，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主要靠主权国家间的协商、谈判与合作。这是一个以大国协调为中心、中小国家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二是治理呈现“中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处于治理的“中心”，是“治理者”，而发展中国家则位于“外围”，是“被治理者”，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解释来维护自身利益。^[2]

随着科技革命推动的“颠覆性创新”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发挥，全球主要力量对比越来越呈现扁平化趋势；气候变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使新的治理主体和治理方案也不断出现，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治理效率越来越低，全球治理变革已势在必行。

（二）现行全球治理已现“失灵”迹象

首先，全球安全治理“失灵”日趋明显。一是全球安全治理出现了越出联合国安理会体制的现象。“二战”后，世界很快进入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战后初期，以安理会为中心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试运行相对成功。例如，1950年，面对朝鲜半岛上的安全威胁，美国是通过运作安理会促使联合国通过“在军事上给韩国以必要的援助”的提案，组成“联合国军”，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处理朝鲜半岛危机。战后安排也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的。整个冷战期间，由于美苏两国都能有效约束自己阵营的“小兄弟”，除由美苏两国挑起的战争之外，全球安全形势相对较好，全球安全治理有效，全球安全态势的管理几乎没脱离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冷战结束之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倾向急剧抬头，脱离联合国授权的倾向出现。伊拉克战争、59枚导弹空袭叙利亚等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都是脱离现有国际安全治理框架的处置。二是全球安全管理的理念逐步回归“离岸制衡”的治理理念。假如全球安全治理体制建立之初的治理理念还是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理念的话，此后则逐步让位于“丛林法则”时代的“离岸制衡”理念。当前，美国在亚太对中国的围堵，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安全治理，在欧洲方向上对俄罗斯的围堵无不体现出地缘政治的全球安全治理思维。这个思维拉一方、打一方，维持对立双方势力的势均力敌，不仅无法最终解决当地的冲突，还把该地区的人民长期置于战争的火海之中，而充当这个平衡手的国家则不仅可以通过对双方的军火生意而大发战争财，还因远离战场而安享和平红利。正是这种全球安全治理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