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起，《瞭望东方周刊》每年都进行“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杭州连续8年荣获“幸福城市”排行榜的首位，成为备受瞩目的“幸福城市”。杭州成为中国最早的幸福城市。杭州市蔡奇市长在2010年初召开的“推进杭州都市经济圈工作第四次专题会议”上，提出“打好民生牌，打造‘幸福圈’”的内容，将构建“幸福圈”作为建设杭州都市圈的要求提了出来，“幸福圈”由此成为正式的命题。2011年4月，在江苏省镇江市召开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11次市长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构建长江三角洲幸福生活城市圈”课题的列项。2012年5月，由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发布的长三角研究报告《构建长江三角洲幸福生活城市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虽然“幸福生活城市圈”与本课题“城市生活幸福圈”在名称上有所差异，但究其本质并无多大不同。

所谓“幸福圈”，是指生活在一定城市区域（城市、市区、县区等）中的人们普遍对城市生活一体化带来的便利感到满意、和谐与满足。“幸福圈”的提出，其意义在于人们逐步认识到，在GDP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内容是值得关注和考核的。韩国政府未来及洞察力理事会主席郭生俊在“2011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GDP不能真正反映经济、环境、生活的质量。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不仅影响到国家、企业，还有个人。”“幸福圈”建设的内容包括社会救助状况、教育质量、市民的文明程度、交通畅通和换乘、低保水平与养老状况、医疗水平和保障、就业状况、房价、物价、能源供应（水电、汽油等）、通信保障（电话、网络等）、城市规划、政务公开、市民诉求渠道的畅通程度、市民意见或建议的有用程度、居委会的工作、社会团体（工青妇等）维权工作、民间组织（慈善、福利等）社会服务、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关心程度、食品药品安全、治安状况、交通状况、生产安全、环境安全、网络安全、文体设施（博物馆、体育馆、图书馆）、文化进农村状况、文化资源和遗产保护情况、餐饮娱乐服务、旅游开发等感到满意的程度的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在“幸福圈”的人们，普遍对生活感到满意、和谐和满足，对区域管理感到有序、规范，对区域政府有较高的信任度。

一 打造城市生活幸福圈的背景与价值

（一）打造城市生活幸福圈的背景

早在20世纪50年代，“幸福指数”已作为西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美国心理学者A.坎贝尔等人1976年编制出测试“幸福指数”的工具，测试被试体验到的幸福感，分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部分，即：幸福感（F）=幸福系数（K）×渴求度（Q）×被满足度（Z）。20世纪80年代末，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从国家层面创建出了一套衡量幸福感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幸福感”理论很快就得到了举世公认，成为许多国家考量政府的执政能力的标准，同时也成了不丹在世界范围的代名词。200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之后，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才成为全世界各领域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居民的幸福感，纷纷将衡量国民幸福感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或National Happiness Index，NHI）或“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提升到与GDP同样的高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为应对人口、资源日益突出的矛盾，解决因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世界各国应加速研究新的衡量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指标体系，改变目前以GDP为主的指标体系。一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美等发达国家，GDP都被当做衡量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指标。

在“世界各国幸福指数排位表”^[1]中，中国排位第125位，这是世界155个国家的倒数第25位，“幸福者”百分比、“生活困窘者”百分比、“受苦者”百分比、日常生活感受度分别为9%、77%、14%和7.6。而丹麦、芬兰、挪威、荷兰、瑞典则为前5位，“幸福者”百分比、“生活困窘者”百分比、“受苦者”百分比、日常生活感受度为68%～82%、17%～32%、2%以内和7.7～7.9。无论此表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如何，中国人均GDP排名在世界上确实处于很低的水平，“生活困窘者”不在少数，要想达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