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职称，知识分子的命根。”职称制度是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的基本制度之一。改革开放之初，恢复职称评审与恢复高考招生一起，成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标志性事件，邓小平同志称之为“这是很大的决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建立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岗位管理、职业资格等重大管理制度，职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职称制度也面临着诸多争议和实践问题。正本清源，转换理念，重构职称管理制度体系，是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 职称制度存在的根本问题

现行职称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对“问题”本身认识不清。除评价标准和手段不科学、“评的用不上，用的评不上”等微观层面的共性问题外，人们对职称问题的认识实际是相互对立的。如关于职称的功能，有人认为职称与待遇挂钩过紧，有人却认为评了职称就应该兑现待遇；关于评聘关系，有人认为职称制度主要问题是评聘不分，有人却指出评聘分开必然会带来管理混乱；关于专业技术职务系列，有人认为系列太少，应该扩大专业范围，有人则认为现有专业已经过多，应严格限制，如此等等。而最大的争论是职称制度或职称评审究竟是应“改革完善”还是“彻底取消”^[1]。

种种争议表明，曾经关系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的职称似乎面临着兴废存亡的危机。职称还有用吗？它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职称制度改革应何去何从？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职称”这一管理对象的内涵和性质应如何认识。而要解决职称问题，则需要在辨清职称内涵的基础上，根据职称不同构成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确立政府、社会和用人单位等不同主体在职称制度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这是职称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最根本问题。

（一）职称内涵问题

对职称内涵和性质理解的混乱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来，职称内涵实际经历了由职务到学衔、学衔到职务、职务到资格的演变过程。从政策演变历程看，职称概念有“大”“小”之分，其功能作用有着根本不同。而实践中，我们则如盲人摸象，各执己见。

1.从“职名”到“学术称号”（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有关政策文件关于职称的提法包括“职名”、“职称”、“职务名称”等，并初步形成了科研、技术、高等学校、医务人员等基本的职务名称及其等级。从内涵看，其所指的职称即专业技术职务的名称，本质上即专业技术职务、职位或岗位，但当时尚未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不同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和等级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其晋升也与行政人员一样，实行行政任命制，由干部管理部门任命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相应的职务。如1951年11月，中央人事部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各类工作人员暂行工资标准等级表》，根据职务及其等级制定了工程技术、科学研究等7个专业技术人员工资表。其中，将不同技术职务名称简称为“职名”，并专门附有“医务工作人员职称对照表”，同时使用了“职名”和“职称”两个概念。1956年7月，全国实行工资制改革后，专业技术人员工资表专设“职务名称”一栏。

但受历史条件所限，新中国成立初期，专业技术人员职务晋升实际处于停滞或随机状态。高等学校教师晋升实际自1954年才陆续开始，出现了“实际已担任讲师或副教授的工作，却没有取得讲师和副教授的学衔这一突出问题”^[2]。

1955年9月，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组成“关于学位、学衔、工程技术专家等级及荣誉称号等条例起草委员会”，并于次年制定了《高等学校教师学衔条例（草案）》等文件，提出学衔是国家根据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学校教师在工作岗位上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成就所授予的学术职务称号。

总体来看，由于当时专业技术职务是根据业务和行政管理需要而任命的，加之工资级别调整又受调整幅度的限制，因而不能随专业技术人员学术技术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地提升其职务和工资，不利于更好地安排和使用专业技术人员。为此，1961年11月，中央根据聂荣臻同志的建议，决定研究建立学位、学衔、工程技术称号等制度。1962年3月，国家科委组织了由周培源等11人参加的“学位、学衔和研究生条例”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提出，对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务聘任办法，由于没有统一的考核标准，在一定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