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是一种在自然界严重变异的、在短时间内突然爆发的、具有某种不可控制或未予控制的、消极的与不可抗拒的破坏力量，主要包括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水旱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森林或草原自燃火灾等。自然灾害具有短时突发性、不可预控性、破坏性、救援困难和信息难以传输互动之特点，直接导致人口死伤、财产损失与自然毁坏，造成社会肌体和功能的全面破坏以及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的损伤。在“社会政治（包括战争）、人口分布、产业配置、社会组织、文化艺术、民间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可以找到灾害影响的痕迹”^[1]，自然灾害容易引发严重社会危机，形成公共危机。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各种自然灾害严重。我国共发生10多次大洪水，发生7级以上强震达15次，如1998年全国洪灾、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还有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1991年旱涝灾害、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和2010年甘肃舟曲泥石流。

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状况和媒体发展生态等，决定不同历史时期对自然灾害的媒体报道机制及其危机管理态势。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8）全国处于农业社会发展与过渡阶段，正在实现最大的一次社会转型，中国处于内外高强压力之下，国家负责和承担社会的一切危机和公共风险，国家、媒体与公民利益一体，媒体报道及其舆论在自然灾害危机应对中保持相对一律，本着“争一口气”的民族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媒体主旨、正面宣传为主和主旋律精神进行报道。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二十三年（1978～2001），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期，媒体逐步走向市场，媒介技术发达，舆论在自然灾害危机应对中逐步开放，媒体报道相对保持一律和不一律，加强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全球化时期（2001年至今），中国转型进入风险社会、网络社会、市场社会和全球化社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高速大发展，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媒体形式多样。在自然灾害危机方面，政府设置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信息发布的法制建设，建设新闻应急报道机制。

一 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8）自然灾害危机的新闻报道与管理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是志士仁人一百多年来追求祖国万岁、独立万岁和自由万岁之理想的实现载体。生存的国际大环境与周边邦交环境极端恶劣，被敌对势力包围的新中国面临国内外极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高压。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摆脱数百年来的外来侵略与蹂躏，如何实现民族独立自强，是生存发展和应对国内外挑战的首要问题。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实施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使不同主体的利益高度一致，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传播受众，国家承担社会的一切危机和公共风险。这就客观上要求党内意见保持高度一致，国内保持团结一体，舆论保持相对一律。

面对肆虐的自然灾害危机，一方面，党和政府调动国家一切资源与力量，预防自然灾害，加强抗灾救灾；另一方面，面临国内外极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高压，新中国要“争一口气”，以求在国际上赢得民族独立、国家尊严和大国地位。因此，在自然灾害的新闻报道与舆论引导上，党和政府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大众新闻媒体，坚持有立有破、以立为主的报道原则，以治理自然灾害和控制灾害危机为媒体主流传播，以主旋律与正面宣传，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报道精神，缓解社会危机和心理焦虑；二是作为党和政府“耳目”的内参，收集自然灾害舆情，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指导救灾工作和新闻媒体的救灾报道。

（一）以预防与治理自然灾害和控制灾害危机为媒体主流传播

为避免旧中国的悲剧，中央政府立法并成立救灾组织。1949年，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第三十四条指出，人民政府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抗旱……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通知（1949年12月19日）强调指出：“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高度注意，认识到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关键问题之一，绝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为此，1950年政务院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1957年国务院批准《中央救灾委员会组织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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