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牛街模式”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的战略地位

2010年6月，北京市宣武区牛街街道办事处因其首创城市多民族聚集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再度闻名中外，以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为核心的“牛街模式”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拉开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制度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序幕。牛街街道位于原宣武区中部，东起菜市口大街，西至广安门南街，南起枣林前街、南横西街，北至广安门内大街，辖区总面积1.4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4万，共有汉、回、蒙、维等23个民族，其中回族1.2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3%。辖区共划分为10个社区，在回族较集中的6个民族社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60%，成为北京市最具特色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往牛街因其为回族聚居区并拥有“牛街礼拜寺”而闻名于世。牛街礼拜寺是北京规模最大、历史最古老、最著名的伊斯兰教清真寺。2010年6月25日，由国家民委与民政部主办，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承办的“全国民族社区机构试点和社会工作培训班”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1]。

同日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推广北京牛街民族工作经验视频会”，要求全国民族工作部门认真学习和借鉴牛街民族社会工作经验，结合各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科学发展，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标志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诞生^[2]。

北京“牛街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理论、政策、学科意义。

第一，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西部大开发是中国重大的现实问题^[3]。2009年新疆“7·5事件”尤其是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以来，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国家战略议题。

第二，北京牛街民族工作模式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民族概念等基础理论议题，为中国学术界有关民族基础理论和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学术性争论提供实践经验^[4]。

第三，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国家发展政策正在经历重大结构调整。在全球化和世界民族宗教问题频发的处境下，改革发展完善中国的民族政策已成当务之急^[5]。

第四，北京“牛街模式”标志着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尤其是民族宗教整合型社会工作实务出现，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建设更加全面、系统，标志着中国民族学与相关学科建设更加深入^[6]。

第五，在全球化处境尤其是世界各国民族宗教问题尖锐，民族宗教问题长期性与复杂性交织，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民族经济与民族政策、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等重大议题突出的背景下，北京牛街民族社会工作模式可以为当代世界各国解决棘手的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中国式智慧”。

二 “牛街模式”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基本制度特征

“牛街模式”的内涵丰富多彩，外延广泛多样，标志着中国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

目前，政府和宣传部门使用的权威概念是“牛街民族工作经验”。所谓“牛街模式”是指北京市牛街街道办事处创造的城市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社会服务体系。准确地说，“牛街模式”是指以城市多民族聚集区为基础的民族宗教整合型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概括来说，“牛街模式”的基本内涵至少有六，一是地域边界清晰明确的北京城市社区范围。二是共由汉、回、蒙、维等23个民族组成，并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民族聚集的城市型社区。三是并非单纯的民族社会服务，而是民族与宗教社会服务高度整合的民族宗教融合型服务。四是牛街民族工作经验的核心是城市社区民族社会服务体系，“社会工作”等同“社会服务”。这意味“民族社工”与“民族宗教融合型社工”等同于“民族与民族宗教融合型社会服务”。五是前述四个基本内涵的有机组合和实践创新，并形成民族宗教融合型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六是牛街民族宗教融合型工作经验已初步形成服务模式，基本具备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要素。所谓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指全面性、系统性、结构性与职业化的社会服务体系与政策框架。

简言之，“牛街模式”既反映牛街民族工作的创新之处，又反映牛街民族工作的结构性特征。

“牛街模式”尤其是以城市多民族聚集区为基础的民族宗教整合型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多样，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实务与实务模式成为观察、分析现代社会服务体系的最佳视角。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