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冲击下，为防止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度下滑，政府及时采取了大规模的干预措施。随着刺激性的救市政策措施奏效，中国最先走出了危机的低谷，引领了世界经济的企稳回升。但是，伴随大规模救市措施的实施，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现象，引发了经济（学）界、舆论界的争论。“国进民退”之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大规模干预是否引发了“国进民退”？“国进民退”是一种暂时的、局部的现象，还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趋势？它是否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民进国退”的趋势的逆转，是否已经危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国进民退”是人们形象地描述我国所有制结构演进的一种说法。“国”指国有经济，它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民”则指非公有制经济，但通常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外资经济。“国进民退”的说法来自更早产生的“民进国退”。近年来，从“民进国退”转变为“国进民退”，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演进趋势的逆转，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未来走向，因而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换句话说，围绕“国进民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对中国未来制度演变走向的不同价值取向，也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因为这涉及自身利益在中国未来利益结构中的定位。

第一节 围绕“国进民退”的争议

“国进民退”一般是指某领域国有资产进入而民营资本^[1]被迫撤出。对于“国进民退”概念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表现为国有经济在某些行业或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退出。从广义上讲，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的加强^[2]。进入2010年以来，随着争论的深入，有人对“国进民退”做了更宽泛的解释^[3]，认为其主要发生在三个方面：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加速增加；二是政府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越来越高；三是国有企业以及一些超大型国有控股集团凭借价格和其他资源占有上的垄断地位快速地进行资本积累和自我扩张。本章将不讨论这种更宽泛意义上的“国进民退”。

一 哪些领域引发“国进民退”之争

纵观2009年以来的争论，一些经济学家与部分舆论认为，“国进民退”已经不是个别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在具有强烈政府背景下的共同行动；它所涉及的也不是个别行业和领域，国有企业已跨出了原来对国有经济界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自然垄断的领域，而向更多行业扩张。这主要涉及以下8个领域。

1.大多数救市资金进入国有经济领域

2008年底出台的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以及随之而来实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的大量新增信贷资金，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获得。“国进民退”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资金流向既是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同时为国有经济的扩张、蚕食传统民营经济领地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支持，再加上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事实上无需向所有者上缴利润^[4]，这使国有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在资金上具有极大优势，促成了国进民退。

2.钢铁行业重组

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是这轮“国进民退”争论的焦点之一。2009年7月民营企业建龙钢铁公司重组金融危机中亏损的吉林通化钢铁集团，由于没有解决好职工安置问题，职工闹事打死了建龙钢铁公司派来的总经理。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建龙集团将永不参与通钢集团的重组。

备受争议的还应算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兼并日照钢铁公司。2009年9月初，两个公司持续近一年的并购案尘埃落定，前者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占67%的股权，后者以评估后的净资产入股，仅占33%的股份，完成了一家地方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并购。这个案例颇受批评的是，日照钢铁是一家盈利的民营企业，2009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18亿元；而山东钢铁则是一家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2009年上半年，作为山东钢铁主体的济南钢铁和莱芜钢铁就合计亏损13.62亿元。这起兼并最受争议的还在于，兼并是在政府凭借行政力量推动下实现的。

此外，钢铁行业的重组还有宝钢入主宁波钢铁事件。2009年3月1日，宝钢以20多亿元接手原宁波钢铁三家民营企业的股份，取得宁波钢铁56.15%的控股权。在重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