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出人意料地谈到“平民教育”。他说：“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平民教育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素质。”“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能得到教育。”

2007年9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北京师范大学首批免费师范生时，又提出了“穷人教育学”的概念。他说：“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希望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更多地关注贫困家庭和孩子。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

无论“平民教育”还是“穷人教育学”，其实质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不能只关注精英，只为少数人服务，而必须要面向穷人，让穷人子女都能真正享有受教育权，从而使广大民众通过教育发展健康的身心、享受幸福的生活。

一 平民教育的历史回顾

平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之一。其源头可以回溯到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与实践。可以说，孔子开启了平民教育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初，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与平民文学、平民政治等民主思潮相伴，平民教育也登上社会舞台，“五四时期”的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都参与了平民教育的实践。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1922年政府发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所制定的“七项标准”，明确地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作为指导教育的基本方针。这“七项标准”是：①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③谋个性之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力；⑤注意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1]

1923年，晏阳初成立了著名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且在河北定县开展了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将自己对穷人的关怀及改造乡村的理想付诸实践，平民教育逐渐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教育运动。在晏阳初看来，农村问题是中国严重的问题，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基本上可归结为农民缺乏教育，因此必须实施平民教育以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积病，主张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通过这四大教育培养民众的四种能力——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所以，平民教育的目的就是造就具有这四种能力的“整个的人”。农民自己有能力了，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有力量进行自我教育和本土建设，这正是平民教育的“平”字所特别强调的“人格平等”和“社会机会平等”。

陶行知也是平民教育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普及教育。他认为中国要真正普及教育，一是要省钱，二是要省时间，三是要通俗。普及教育的计划必须“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反对用浪费的方法去普及“少爷教育”、“小姐教育”、“书呆子教育”。陶行知更加强调社会作为一个大学校的教育功能，这是因为许多穷苦大众不可能到学校去接受教育。他相信，新的教育应当与民众亲近，应当与自然万物亲近；经验和实践是与书本同样重要、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学习方式。他意识到，仅仅靠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在学校之外创造出更为简便实用的教育组织。在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实践中，陶行知成功地将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生活教育”理论。他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用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此，陶行知致力于农村教育，主张“到民间去”，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并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于发展中国的民主教育事业。

二 当代平民教育的理论内涵

如果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平民教育家力图以他们所秉持的教育理念改造落后的中国社会，其对象主要是劳工、难民、贫民、农民等低层民众，所进行的主要是以启蒙为主的扫盲教育；那么，在今天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各级各类教育已经比较发达和快速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