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转向内涵发展的道路中，教育内部的问题逐渐上升。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高校高度行政化的弊端。我国现行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政府包揽高等教育、直接管理高等学校，形成高度集权、行政化和官本位的管理，影响和降低了教育质量，干扰和损害了学术的活力和创造力。

一 我国高校行政化问题的发展趋势

我国高校的行政化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探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起，就进入大众的视野。但是，在社会舆论、“两会”和教育论坛中饱受诟病的这一问题，非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却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强化大学的行政级别

一直以来，我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为正局（厅）级，专科院校的书记、校长则为副局（厅）级。进入21世纪之后，为加强对高校的管理，位列“985高校”的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出现了所谓的“副部级大学”。1999年，进入985工程第一期的高校只有9所，而到2007年，“985高校”已经有43所。这意味着，目前我国高校中，已经有近百位副部级高官，上千名正厅级干部。

提高高校领导行政级别，“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以下弊病。

首先，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理。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由中央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为了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或者当自己的行政级别提高之后，高校领导都会更会自觉地与上保持一致。

其次，增强了高校领导的官员定位与官员意识。一是将高校领导岗位作为某些干部官升一级的台阶，而这些干部也将此作为个人仕途的一个驿站，常常在高校领导岗位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之间频繁更换工作岗位，以此实现更好的仕途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2007年对1792所高等院校的校长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课题组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8所著名研究型大学的调查发现，这些学校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5.9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12.2年。专家分析认为，对一所大学来说，频繁更换校长，容易导致校长在办学过程中不思进取，或出现急躁、冒进的短视行为；也可能因为办学理念得不到继任者的认同，致使工作难以延续。相对较低的平均年龄加上较短的任期，说明我国的大学校长往往在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期就离开了岗位。这对大学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一种人力资源上的浪费。^[1]

第三，在现有官员体系中选拔高校领导的做法，致使那些有先进办学理念、较强管理能力，但无行政级别者，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而那些从官僚体系中选拔上来的领导，对办学兴趣不大，更在乎领导岗位所带来的职务变动、级别变化。由政府部门解决官员人事安排、依照官员任职条件选拔出来的学校领导，其首要身份是官员，其次才是教育管理者。由中央部委司局级干部身份“空降”到高校担任重点高校党政一把手的情况增多，致使高校行政气氛更加浓郁。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1所985高校党政一把手被任命为现职前所担任的职务进行调查发现，22名党政一把手中，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1人，占50%，其中，直接从教育部司局长岗位到这些高校任职的就有4名。^[2]

第四，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导致高校贪大求全及不平等竞争。近年来，一些“211工程”院校渴求进入“985高校”行列，另一些学校则在努力地“专升本”。他们的动力，除了为学校获得更多的资源外，便是书记、校长官升一级。高校的级别，不但与获得的教育资源紧密挂钩，也使学校的社会声誉、评价由此出现新的等级。上海市教委发布的《2007年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评分办法》，给不同层次学校毕业生给予不同评分，明确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在沪“211工程”高校、中国科学院在沪各研究所评分15分，其他“211工程”高校、中央直属研究生培养单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