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对于中国纪录片界而言，与其说是新的元年，不如说是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国纪录片的产业发展，无论是生产、传播，还是市场营销，都无法根本改变既有的模式，但也绝不可能是一个平静的年份。它将是中国纪录片界一场深层变革之肇始，由此引发的不仅仅是纪录片行业某个局部的震动，也不是限于某一层级的变化，而是纪录片产业格局整体上的一次嬗变。

中国纪录片界，之所以会引来2011年的这个新开局，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2010年秋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个《意见》，是国家管理部门第一次对中国纪录片发展正式提出的整体性指导意见。

中国纪录片，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曾经平淡，甚至低迷，也曾经辉煌。此前所经历的几次功能性转型，抑或创作形态上的几次演变，以及由此形成的表现为不同特征的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几乎都是社会上的各类思潮或美学风格投射到纪录片人和纪录片作品上的结果，并无一次像2010年广电总局发布的《意见》这样，是自主的专门针对纪录片行业，并真正从纪录片自身开启的改变。

中国纪录片发展，经历了政治化、人文化、平民化和社会化时期，2011年即将开启的一个新的时期，大家自然会冠以“产业化”之名，因为在当今的大背景之下，产业化的发展之路似乎不可逆转。但是有一点是不可不明了的，这一次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谋变，表层所呈现的是对纪录片产业化发展的一次转型，但就深层次而言，是基于国家文化安全和当今社会价值考量所展开的一次国家层面的政治化的选择。在现行的体制和思维惯性中，如果中国纪录片行业的思考、转型的应变策略，脱离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将很难得到持续的足够有力的支持，最终产业化发展也难免流于困境和平庸。虽然会有诸多的民间资本投放于这一新兴的颇具增长潜力的产业，但就当前而言，最重要的资源以及市场仍然是国家和政府。因此这次借产业化发展之船，领航中国纪录片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依然是政治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即将开启的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化的产业时期”。

未来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的主体，将会分解成为几个层级，处于高端的是国家主导的政治化领域和机构，它们是拥有无形资源和至高权力的隐性主体；处于中端的是国有资金主导的各级电视机构，它们是主导中国纪录片的生产和传播的绝对主体，位于几个层级之间，起着沟通和联通的作用；还将出现一个中下端的特殊群体——网络新媒体，这个群体拥有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播出平台，以及在一定权限上的决策、主导和经营权力；处于下端的是缺少话语权和核心资源支配权的民营公司和民间制作者，这个群落尽管处于低端，但是他们将是中国纪录片内容生产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

在中国纪录片发展新的历史新起点，如果不能及时破解几个关键矛盾，改变中国纪录片境况的时机将很容易错失，走入另一种尴尬的局面。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矛盾。首先，如何破解发展纪录片政治化因素主导的功能性需求动机与发展过程中市场商业因素主导的产业化路径之间的矛盾。其次，如何破解电视媒体现行机制与纪录片产业化发展生产、传播、营销多主体需求之间的矛盾。再次，如何破解纪录片产业市场回报周期较长与说服资本积极投入之间的矛盾。最后，如何破解当今娱乐成风的媒体环境与纪录片价值被忽视之间的矛盾。

这次从《意见》顶层设计出发，以及由此而来的自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的一系列政策性安排，尽管现在还不能清晰地看见未来的轨迹，但可以想见，势必深层次影响到中国纪录片界的整体格局，引导中国纪录片产业化发展的走向。可以说，应国家整体战略而展开的这次纪录片界的变革，将比以往的任何一次转型和变化都来得剧烈、深远。

一 数据解读：中国纪录片发展的现状

自2009年开始，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对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多次有针对性的调研，包括“2007～2009年中国纪录片现状调查”、“2010年中国纪录片现状调查”、“中国题材纪录片境外传播调查”等。这些调查覆盖了纪录片外宣主管部门和纪录片产业链条等不同类别的机构，包括国新办、文化部等外宣机构，也包括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