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当代，西方纪录片艺术，在影视业日益娱乐化、商业化的强大洪流冲击下，气息奄奄，凄冷可怜。日本纪录片大师牛山纯一和美国教授尼克·布朗，不约而同地发出慨叹：美国电视纪录片近于绝迹，日本电视纪录片园地仅存。

亚洲纪录片的传统是由日本纪录片开启的，研究日本纪录片的发展现状对中国纪录片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20世纪前后的纪录片

总的来说，日本电影史的初期是在20世纪。相对于具有故事性的电影，将战争、灾害等新闻性强的事实，各地的风土人情收入镜头的称之为“写实电影”。它与在电影院里和电影一起放映的“新闻电影”、学校等其他场合放映的“非剧场用电影”分别在不同场合使用。后者偏重于学校教材用电影和社会教育用电影；前者偏重于在制作“理科电影体”的十字屋电影的活动，以及“科学电影”等场合使用，与二战后制作一系列的生态观察电影的东京电影和岩波电影制作所的活动紧密相关。后者除了作为国策宣传用的便利工具以及公共团体、企业的PR电影使用外，也作为忠君爱国等思想善导的工具使用，重要性逐渐增加。

从世界来看，纪录片是在1895年伴随着电影产生的。纪录片制作先锋思潮在世界舞台上非常活跃。他们将社会问题投射到纪录片中，呼吁社会变革，提倡纪录片的教育意义。

1899年开始，日本人摄制的影片以纪实短片为主。《闪电强盗》将当时社会上流传广泛的新闻话题搬上银幕，被认为是最早迎合时尚的故事片。

1912年前，人们拍了各种新闻片或舞台纪录片。到1912年，日活公司的建立标志着日本电影生产的真正开端。这家公司在东京专门摄制“现代剧”（现代题材）的影片，在旧都和文化古城京都则专门拍摄“时代剧”（古代题材），即把歌舞伎演出的古典戏剧拍成影片。直到1950年，这两个城市仍然保持着这种分工，依然是日本生产影片的两个中心。

日本民族电影中，虽也有衣笠贞之助拜访苏联蒙太奇大师，也有沟口健二模仿德国表现主义，但日本电影还是更多地受到了美国电影的影响。20世纪10年代末期，曾在托马斯·哈伯·英斯的指导下当过演员的栗原（改名为栗原·托马斯）从美国带回来“分镜头剧本”的拍摄方式，从源拉蒙回来的小谷（改名为小谷·亨利）又带来了摄影和剪辑技术等，这些使日本人逐渐地懂得了如何制作好一部影片。20年代初，美国电影企业，如联艺、派拉蒙、环球和福斯公司等，开始在日本设立分公司，这便更加剧了美国电影对日本电影的影响。

二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纪录片的宣传目的占到突出的位置。国家和电影纪录片的关系密切。德国、美国、日本投入资金，制作以普通士兵为对象的国策电影并强制上映，以宣传战争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正当性。1939年日本颁布《电影法》，强调培养国民精神，投资开发国民智能。二战后，该制度废止，但为日后教育、纪录片、动画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0～1930年，日本掀起“倾向文学”和“倾向电影”，在日本电影史上占据重要一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把电影完全当作战争宣传的工具。二战后日本电影的主要创作力量，也正是那些与“无产阶级电影同盟”有关系的一批艺术家，他们创作的部分作品是与“倾向电影”相结合的佳作。战后日本电影中小津安二郎的《麦秋》等都起了揭露军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的积极作用。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共产党的影响下反体制的理念在一般民众中扩展。电影联盟开展电影运动，但宣扬反政府的言论受到镇压。从1939年日本最初施行《电影法》开始，检查制度逐渐强化，迎来了“文化电影”义务放映的时代。第二年，和在电影院放映的“新闻电影”一样，文化电影中的“纪录电影”被要求强制放映。国家越来越强制地将“文化电影”作为国策使用。

“文化电影”这个语言本身，和《电影法》以前的“纪录电影”合并使用。纳粹德国的宣传电影的重要一环，UFA社制作的Kulturfilm在日本也有所体现。在日本《电影法》的政策下，文化电影义务化是以Leni Riefenstahl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民族的节日》、《美的节日》的纪录电影为契机。这两部作品（Olympia，1938）在1940年公开，在日本被称为国民性的电影，给黑泽明等很多电影导演很大影响。

战争中，《电影法》给纪录片制作人带来很多限制，但这个时期电影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