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50～60年代

电影产业的历史和台湾殖民史是一起并进的，当1895年法国巴黎的咖啡馆地下室进行首次电影商业放映时，台湾在晚清政府的《马关条约》下被割让给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掠夺自然资源和混淆民族认同的殖民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撤居台湾。20世纪50～70年代是台湾纪录片“政令倡导”的时代。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1953年蒋介石发布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以及官方电影检查制度中看到指导方针^[1]。

这个时期的台湾电影业百废待举，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涌现。在内容方面，不外乎政治斗争宣传、台湾实施民主地方自治、华侨对当局的向心力和台湾各种建设的突飞猛进，此四种主题的宣扬^[2]，其他则为卫生和政令倡导以及一些民俗文物的介绍与记录。

这个时期的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获奖影片包括：《今日金门》（第一届金马奖，1962）、《台湾教育》（1962）、《台湾渔业》（1963）、《成功岭之歌》（1966）等。

二 台湾纪录片的“觉醒”：《刘必稼》

在以政治原则为执行依据的纪录片环境之下，纪录片是政党的传播媒介，其作为艺术或媒体应有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无从发展。台湾纪录片的政令倡导时代，一直持续了将近20年。在美国就读电影专业的留学生陈耀圻导演的《刘必稼》（1967）的出现，正式揭开了台湾纪录片的发展里程。

《刘必稼》是对一位跟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荣民”（老兵）在花莲开拓耕种生活的记录。导演受到国外纪录片的影响，希望找寻一位能够代表中国庄稼汉的典型，拍摄一部关于“人”真实生活的纪录片，颠覆了当时以体制内特性为主流的纪录片。导演陈耀圻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3]：

当时我非常醉心于“真实电影”的表现手法……而一位film maker是必须能用摄影机去探索、纪录、观察周遭的人和物。我拍《刘必稼》时，深深感觉到作为一位film maker，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土地和文化上才能生存。

《刘必稼》的出现对纪录片带来了冲击，拉开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纪录片发展的序幕。

三 动荡和进步的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对台湾而言，是关键的十年。1972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5年蒋介石去世，全球石油危机，加工产业建立。在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社会民生的关注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全面展开：音乐上有“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文学上有“现代”和“乡土”论争，其实是一种超越政治层次的文化自觉运动；媒体环境方面有电视媒体的兴起，而此与民众生活密不可分。在这样的氛围下，纪录片的发展从《刘必稼》走向“乡土情怀”的电视纪录片。

首先出现的是《芬芳宝岛》（1974）系列，由国禾传播和相关机构合作，召集了当时的文艺青年，如黄春明、张照堂、王菊金等，以16毫米胶片摄制有关民俗信仰、古迹、生态等地方志形态的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两季（24集）。其中，包括《大甲妈祖回娘家》（黄春明）；《乌鱼来的时候》（王菊金）；《北港牛墟》（彭春夫）等，这些作品是台湾的摄影镜头首次关注本土文化和生活。此外，在1978年开播的《六十分钟》是电视频道每个星期常态性播出的纪实报道型节目，虽然不是典型纪录片，但是扮演了社会现象观察和议题讨论的角色，初步实现了电视纪实报道的社会功能。

至于之前产制纪录片的相关机构，仍然创作以政令倡导和庆祝典礼为主的纪录片，但是对台湾的影响力日渐微弱。

四 乡土与独立制片崛起的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的纪录片发展越来越成熟，不仅走过了政令倡导的时代，而且将70年代的乡土纪实更加发挥，多位当今台湾影像前辈，例如雷骥、张照堂、杜可风等，就是在此时期上山下海，制作出了《美不胜收》、《映像之旅》、《庙会》、《山水有情》、《客家风情话》、《矿之旅》、《山之旅》等作品。

公共电视在这时期的成立也扮演了一个角色，从1986年财团法人广播电视基金会成立（1988年公共电视台成立），开始规划制作纪录片，20多年来使公共电视逐渐成为台湾纪录片产制的主力单位。其中，王小棣导演的“百工图”系列（1984～1991年），记录民间士农工商各业的朴实身影，继《刘必稼》之后又重写了台湾影像的记录经验，带动了纪录片的发展。

王小棣导演是台湾影像创作者的女性先驱，在以男性为主的电影界，台湾女性纪录片工作者的表现亮丽出彩，除了王导演之外，蔡秀女、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