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纪录片的发展而言，产业化的建构、产业链条的完善、营销模式的探索和创新等思路是使纪录片在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中谋求生存空间、焕发活力所需要兼顾的，但是即使在市场化生存的艰难抗争中，纪录片的核心品质、本原价值仍然是不可弃之根本，因此，当中国纪录片在寻求商业化生存、产业化发展、国际化传播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回溯文化本源和民族精神气质来作为自身发展、传播的价值支撑。

中国的纪录片诞生在政治意识的襁褓之中，它的成长过程汲取着西方纪录片理念的营养，根植于中国这片特殊的文化地理土壤中，它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枝丫。

西方纪录片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出现过不同的纪录片流派，比如“主张组织、再组织、创造性剪裁”的“格里尔逊式”，其创作理念被战争时期的政治宣传片发挥得淋漓尽致；强调“捕捉生活”，衍生出隐蔽式记录方法创造了电影政论这一新闻纪录电影样式的“电影眼睛派”；“直接拍摄真实生活，排斥虚构，允许导演介入”的“真实电影”、“直接电影”等。这些流派形成的共同之处在于基于对记录与真实关系的不同理解，即某种特定的记录理念而各成一派。

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历史以及成长模式尚没有形成创作理念层面的流派，但是由于广阔的地域以及地域之间经济水平、文化的巨大差异，在不同的地域出现了风格化的纪录片创作，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纪录片流派”概念——基于地域聚合形成的纪录片流派。

一 中国纪录片流派概念的提出

最早出现的对中国纪录片流派进行系统阐释的是欧阳宏生在《纪录片概论》一书中专辟“纪录片创作流派”一章对当时中国纪录片的主要流派包括“京派纪录片”、“海派纪录片”、“西部纪录片”等从地域文化与创作关系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从题材、叙事、美学风格等方面对各流派的纪录片作品进行分析总结。欧阳宏生认为，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显现出纪录片的创作和地域文化、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在一定区域，纪录片呈现比较鲜明的创作特色和共同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创作流派已经形成。欧阳宏生对纪录片流派的定义偏向于认为中国的纪录片流派是一种文化作用下的地域性聚合。

二 中国纪录片流派概念的理论基础

基于地域划分的纪录片流派的概念提出后，对于这种划分方式的合理性和意义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一篇题为“媒介地理学视阈中的中国纪录片”的硕士论文（作者陈欣）将邵培仁先生的“媒介地理学”理论引入了纪录片的创作发展的讨论中，用媒介地理学理论分析了在地理文化对于纪录片创作的影响以及纪录片对于地理文化的反作用，包括地理呈现、文化表达、文化传播等功能。

这篇文章在展开论述前特别指出了媒介地理学理论中的“地理”是一个“泛地理”概念，包括“方位、地区，气候、土壤、矿藏、动植物”等自然地理因素，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文化精神、哲学观念以及文化历史、民风民俗”等人文地理因素。媒介地理学理论认为，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的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

文章作者提出：对中国纪录片发展而言，地理是纪录片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是纪录片生存的根基。离开空间，忽视地理，纪录片就如同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不能从实际出发，真正地切合人们的需要，因此也将被人们所抛弃。同时作为呈现地理的媒介，纪录片将引导受众对于地理的认识。纪录片、地理、受众之间是一种互相牵制又互相促进的关系。因此，纪录片的创作强化地理，不仅可以使当前的纪录片创作突破困境，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丰富多彩，而且对于地理自身更为重要。

《媒介地理学视阈中的中国纪录片》一文运用媒介地理学理论从表现对象、创作者、接受者三个层面论证了地理文化对于纪录片的影响作用。纪录片所表现的事物通常都是大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带有环境的烙印，隐含着社会意义的某种主题。同时媒体制作人、传播人、把关人和媒体接收人也是特定环境的产物，间接影响着纪录片的文化形态。

媒介地理学用系统的理论框架论证了地理文化与特定媒介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媒介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