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日，中国南派纪录片创作基地继在广东电视台挂牌（2008年10月）之后，又在广东省中山广播电视台落户。这是中国纪录片学会和广东电视界推动中国纪录片创作繁荣的又一举措。此时，“南派纪录片”这一概念再次被明确地提出来。然而，如同早前相继提出的“渝派”、“京派”、“海派”以及西部纪录片等概念，此类以地域文化为划分依据的纪录片流派仍值得商榷甚至遭到质疑，并未取得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认同。本文试图从美学特征和作品影响两个维度对“南派”纪录片进行分析，以此判断其在中国纪录片版图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 概念的提出、界定及演进

“南派纪录片”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2007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广东日”活动。时任广东电视台副台长蔡照波在发言中提出：“关于打造南派纪录片这个命题，我认为应该是我们南方纪录片创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的武术有南拳北腿，中国的绘画与北方相对应的有岭南画派，以至于我们的电视剧……都是凸显南国神韵之作。我们的纪录片当然也不能离开这个地域特有的人文环境，这样才会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底蕴，我们拓展的空间，才能形成我们的品牌。”^[1]与此同时，广东资深纪录片人郭际生则给“南派纪录片”下了更为完整的定义：“有当代岭南文化风范的、鲜明地域特点的、思维开放的、广东公众喜闻乐见的、雅俗可赏的、真实反映本地情状或代表岭南审美观念的各类纪录片。”^[2]这些论述可归纳为两点：一是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提出推动“南派纪录片”发展的建议；二是在岭南文化的基础上，初步概括“南派纪录片”的文化特征。遗憾的是，这些界定还是不够严谨和清晰。

欧阳宏生认为，“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显现出纪录片的创作和地域文化、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在一定区域，纪录片呈现比较鲜明的创作特色和共同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创作流派已经形成”^[3]。郭际生则认为，“派”是相对而言的，“所谓派，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数量作品、一定影响力、一定作品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特色综合积淀的结果”^[4]。在其他论及“京派”、“海派”、“渝派”和西部纪录片的文章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作品蕴含的“地域文化”被视为界定其概念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在相关的比较文章中，题材、叙事风格和记录对象都构成梳理派别的经纬。例如，“京派”纪录片被认为以宏大叙事为主，与国家的政治、文化紧密联系；“海派”聚焦大环境下小市民的普通生活；“渝派”则更多地表达对边缘人群的人文关怀；西部纪录片除兼具“渝派”的特点外还擅长对环境、自然、少数民族的记录。

倡导者在提出“南派纪录片”这一说法时没有对其进行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概念界定，而是以感性的语言进行了一番描绘。这就使得后来者在研究“南派纪录片”时，在逻辑起点上遭遇了边界划定的困惑。究竟哪些作品能被称为“南派纪录片”？是那些以岭南地域人与事为对象的作品，还是指出品单位隶属于广东？如果以后者为标准，体制外的独立制作人应该按籍贯还是工作地来划分呢？笔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这些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作为“南派纪录片”代表的纪录片作品，而这些纪录片与“南”挂钩的最大特征是出产于广东。由此，“产于广东”可以被认定为“南派纪录片”的地域身份了。

任何艺术流派的产生和成熟都依赖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么，“南派”纪录片有吗？我们先来看看它所植根的这片土地。广东，是中国纪录电影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就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他就在广东境内用电影胶片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先后拍摄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7）等。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经中央同意在广州成立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在当时是少有的综合性电影制片厂，既拍故事片也拍纪录片。成立于1959年的广东电视台是我国电视事业的先行者，也是制作和播出纪录片（当时叫专题片）数量最多的省级电视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都发生在广东，可以说，这片南国热土给中国纪录片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当然，真正的纪录片创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纪录运动”。如